老李腿病休养好后，便被调到了离家较近的中滩税务所，中滩税务所距离他家只有七、八里路。

　　虽然离家近了，但是家乡与中滩税务所仍然隔着一条黄河。

　　那时候，渡河是羊皮筏子与汽船，那是要受限制的，不是自己想啥时过河就能过了的，因此，还是人们说的那句话：“隔山不远隔河远”呀！

　　因此，他回家至多也只是一周一次。

　　妻子想让他调到近处的原因，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多帮助家里干些活，她一个人也实在是顾不过来：

　　自从责任田到户后，以家庭为单位的一条流水线的作业，还真是把她给整住了。

　　在农业生产队时，由于是分工协作式的劳动，她只干些在生产队的场上扬场、给队里养猪、给队里的牲口磨料。

　　由于她是念过书的人，曾经有工作的她被下放回到农村劳动的，所以，也帮着生产队记工分，使用生产队唯一的一台粉碎机粉苞谷面等活。

　　另外，也和另外两个人掌管着生产队的保管。当队里外出搞副业的牲口归队时，她也要负责开门保管那些卸下的农具。虽然很忙，但是她干得得心应手。

　　现在却不同了：

　　自从地下放后，她这样的家庭就太费事了，她一个女人家，在生产队时，从来没有摸过耧耙等农业工具，如不要别人帮忙，她根本种不到地里去。

　　可是，每年的春耕时节，正是农民最忙的时候。

　　俗话说：“种在九里，吃在口里“，要抢农时呢。而这农时只有那么几天，不容迟早。

　　农民家家都是连没上学的娃娃都下地帮忙呢，谁家还有闲人帮别人家干活呢？再不要说还有那耕地的活，是多么吃力的活呀！

　　别人家都是牲口耕，她家只好用老办法：用铁锨翻，还好，她家的两个大女儿现在能够帮忙干农活了。

　　所以，她就率领全家早早下地，先把地打磨到再说。

　　早早吃过饭后，就下地，下地时就把中午的干粮水带上，一铁锨一铁锨地往过翻地，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

　　另外，让几个小一点的娃娃把种子背上，在打磨好的地头等着，等附近的人家下种时，就央求人家帮自家种一下地，并预备好烟让谁帮自己种地，就给谁一包烟。

　　孩子背上麦种子到地里去。

　　第一天没有人帮忙种，太阳下山了，就把种子背回家，第二天再背下去等，第二天也没有人帮忙种，就又背回家，等第三天再背下去时。

　　附近人家的地都已经种完了，孩子只好委屈地哭着背回了种子口袋。

　　看着孩子们委屈的哭，她也直淌眼泪：她真想自己亲自让孩子们当作毛驴在前面拉着耧斗，自己在后面摇着播种呀！

　　可是，这播种的活可是个技术活，播种的深浅快慢都是有讲究的，你播种的深了，怕种子出不了芽，播种的浅了，又怕被别的鸟雀或别的动物剖吃了。

　　耧摇的太快，种出的麦子会太稠，不仅费种子，还不利于麦子生长，太稀了，当然，就苗不够，影响麦子产量。

　　真是，她不敢自己去尝试呀，如果哪里出了差错，那一年的收入就没有了。这样，她只得等人家的地种完后，亲自去请本家户会种地的人帮忙去种地。

　　当然，自己还感到吃力的一点是，她主要是自己一个人劳动。

　　自从责任制土地下放以后，他们本家及附近的一些家户人，都把他们上学的孩子从学校抽回家里来了。

　　他们说：“念书也没有啥用处，念书就是为了吃饭，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地，赶紧叫娃娃回家帮着种地多打粮食才是正确的。“

　　而她却说：“无论自己有多吃苦，总是要让娃娃们都要念书呢，不然当个睁眼瞎可不行！“

　　所以，她让自己的孩子们全部让上了学，只是由于要经常帮助家里劳动，多占用了孩子的学习时间而已。

　　实指望老伴调到家门工作，下班回家帮她减轻一些劳动负担呢，他却忙的常常是礼拜天也不回家。

　　老李也真是忙，他从调到中滩税务所后，他的工作一切得从头开始。

　　他们税务所两个人，他和白建明，白建明比他小七、八岁，家就在中滩公社，以前工作少，属于半工半农式的，属于工作农活两不误。

　　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用在税所的工作上。

　　而老李到了中滩所，是担任所长职务的，他首先要对中滩税务所的税源做到心中有数。

　　所以，辖区内都有哪些企业、哪些行业、他们的生产经营情况如何他都是要了如指掌，不然县局下达的税收任务他凭什么去完成？

　　在所里通过询问白建明外，他主要要亲自下企业了解情况，与企业的负责人坐一坐，听听企业会计的意见。

　　还要亲自进车间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呢。

　　这些工作量，都比他在居丰公社要大的多，因为中滩公社是交通发达地区，109国道线贯穿全境，距离县城才二十来里。

　　自从责任制后，这里的农民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积极种植蔬菜，而且开始有许多的乡镇企业逐渐兴起了，有农具农机厂、砖瓦厂。

　　虽然刚刚起步，但这是中滩税务所的新增税源，需要不断地关注。

　　这样，工作上的事情，忙的他晕头转向的，所里也没有个灶，吃饭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哪有时间照管家里。

　　再说，多年的在外工作，他也习惯于这种工作和思维了。

　　他回家的次数当然是比在居丰税所时要多了，但仍然走的时候是天不亮就起床，妻子早早地起来做饭吃饭后，还要带上一些洋芋之类的蔬菜去上班。

　　小女儿水秀都已经上了初中，这件事让她感到很奇怪：中滩是全县有名的蔬菜产地，怎么父亲反而要从家里往那里带蔬菜呢？

　　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帮助水秀解开了这个谜团：

　　那天是个星期天，父亲没有回来，母亲打发水秀骑上自行车去中滩所找父亲要钱买化肥。

　　过了河走四、五里就到了。到了税务所，税务所的门锁着，父亲不在。

　　水秀清楚地记得，那个税务所是一个朱红色油漆的木门。

　　进去是一排六、七间同样颜色门的平房，税务所只占两间，其余几间大概都是供销社的，里面还住着一户人家，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

　　水秀便出了大门，站在大门外面等。

　　大门外面是中滩大街，中滩公社便在这条街上，街两边有几个铺面，招牌上有写着百货商店的，有写着供销社的，也有写着饭店名字的。

　　税务所门旁边就有一个饭馆。

　　水秀站在门外等呀等，她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来，眼睛只是盯着街两边的路张望着。

　　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了，她腿都站困了，就是不能走开。母亲说，她家的水稻叶子黄了，是缺肥了，不抓紧用肥料会影响水稻的分蘖孕穗的，无论如何要把钱要到。

　　门口的那个系围裙的老汉出来看了她几次，看的她心里都有些发毛：

　　这老汉要干什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从面相上，水秀感觉到他慈眉善目的，不像是坏人；再说，如果我说我父亲是中滩税所的所长，他还敢对我怎么样吗？

　　这样一想，水秀心里便平静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父亲还不见回来，水秀已经是又饥又渴了。

　　但除过过河的两毛钱，她连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如果父亲真是不回来，她用这钱还要过河回家呢。街上人她一个都不认识，连口水都没法喝。

　　她心里不停地埋怨父亲，急的都要哭了。

　　这时，饭馆里的老汉又出来了，这次，他径直问她：“娃娃，你找谁呢？”

　　“我找我爸呢！我爸在税务所呢！”水秀带着哭腔说。

　　“哦，你爸是李所长吧！”见水秀点头。老汉又说：

　　“来，我认得你爸，你在我馆子里坐下等，这里能够看见的”。

　　水秀便跟老汉进了饭馆坐在靠门口处等。

　　不一会儿，老汉便给她下了一大碗炒面片，水秀真是饿急了，客气了一下便把那碗面片吃的净光。

　　她心安理得地想：

　　父亲是税务所长，又是管这些饭馆的，这些饭店老板和做生意的，谁敢得罪他？吃他一碗面片也没啥。

　　功夫不大，父亲回来了，他可能看见了水秀面前的碗筷了，他一进门就从口袋里掏钱，直接走到出饭窗口把钱给老板。

　　老板坚决不收，他推辞说：“你看你这老李，娃娃来了吃碗面有啥呢，税我每月不少的给你交着呢。”

　　两人推来让去，最后，父亲把钱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

　　跟在后面的水秀很不理解：

　　人家请我吃一碗面，是出于一片好心，人家说了，税会按时交的，父亲为什么这么绝情呢？

　　水秀回家后把吃饭的经过对母亲说了，母亲说：

　　“你爸那是怕欠人情不好工作，他连菜都要从家里带呢，就是怕如果去买菜，人们会给他送菜的”。

　　哦，水秀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