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一切皆有可能

——灵异心理学

为什么迷信会伤财害人？

为什么看似不可能的巧合却会意外成真？

某些人如何能赤足走过火炭堆？

鬼屋背后的真相和可怕的超低音波。

伦敦沙威酒店以精美可口的菜肴、贴心周到的服务和富丽堂皇的装修而闻名遐迩，当然，酒店的声名大振也离不开那只3英尺高的木制黑猫卡斯帕。1898年，一位名叫伍尔夫·乔尔的英国商人在酒店订了一个14人坐的桌子。不巧的是，他的一位客人在最后时刻因故未能出席，所以只剩下了13人共同进餐。据传如果13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是不吉利的，但伍尔夫决定不理会这个无稽之谈，照常宴请宾客。三周后，他到南非旅行，在一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中不幸中弹身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沙威酒店不再允许13人在酒店共同进餐，如果的确出现了这样的预订，他们就会安排一名员工加入。很明显，酒店再也不想冒险跟另一宗谋杀案扯上关系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酒店邀请设计师巴塞尔·隆尼兹创作了一尊雕像来取代真人版的“吉祥物”，卡斯帕由此诞生。从那以后，这件华美的黑猫装饰艺术品就一直陪伴富有的13位贵宾一起进餐。每一次，酒店都会为卡斯帕准备餐巾和全套的餐具，并且给它上跟其他宾客完全一样的美食佳肴。很显然，卡斯帕也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最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傲慢狂妄的军官在酒店就餐时抢走了卡斯帕，丘吉尔特意伸出援手把它给找了回来。

在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迷信和奇幻的思想。很多研究人员对这个主题充满了好奇之心，所以展开了诸多奇怪的、不同寻常的探索。当然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要完成这些研究工作需要广泛访问房地产经纪人、观察新几内亚遥远地区的渔民、在全国范围内玩“传递包裹”游戏、在经典音乐会上偷偷地加入低频声波，以及让一群人尝试走过长达60英尺（18米左右）、烧得通红的火炭。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奇怪的巧合却会意外成真，为什么在闹鬼的建筑物里人们会感应到灵异现象。

迷信思想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先迈右脚，以求为自己带来好运，此外，他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总会避开路面上的裂缝。阿道夫·希特勒笃信数字7具有非凡的魔力。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相信数字13一直在为他的生活带来好运，他说自己的名字由13个英文字母组成，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13年后成为该校的第13任校长。菲利普王子殿下在每次参加马球比赛之前都会轻轻地在自己的马球帽上拍打7下。瑞士顶尖网球选手玛蒂娜·辛吉斯据说在打球时会避免踩到球场两侧的“边线”。美国篮球明星查克·佩尔森承认，如果在比赛前不吃两块Kitkats （奇巧）巧克力或者两块Snickers（士力架）巧克力或者一块Kitkats巧克力和一块Snickers巧克力，他肯定就会感到紧张。即便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据说也会在自家门口放一个马蹄铁。（虽然把这个例子当作人们总会迷信的证据还存在争议，但当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马蹄铁会给他带来好运时，玻尔回答说：“不，但是有人告诉我，不管信不信它都会给我带来好运。”）

这些不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并不仅限于那些王子、政客和物理学家。最近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有那么一点儿迷信，还有25%的人承认自己比较迷信或者非常迷信。另一项调查显示，72%的公众说自己至少有一个幸运符。我和英国科学促进会携手展开的2003年迷信调查的结果也显示，现代英国社会中同样是迷信之风盛行。大约有80%的人会习惯性地敲敲木头以避免霉运临头，64%的人会交叉手指祈求上苍保佑，49%的人会避免从梯子下面穿行。即便是美国大学中最聪明的一些学生也会做出类似的举动。为了祈求好运，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在考试之前会习惯性地去触摸约翰·哈佛雕像的脚，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则会去摸发明家乔治·伊斯特曼铜像的鼻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哈佛的脚和伊斯特曼的鼻子都因这种迷信心理而被摸得愈来愈光滑了。虽然很多传统迷信相对来说并没有什么害处，比如敲木头或佩戴幸运符，但其他一些迷信思想却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993年初，研究人员想要了解门牌号为13的房子是不是真会给住在其中的人带来厄运。他们在30多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希望住在“13号”房子里的人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判断自己搬进房子后是不是的确距离好运越来越远了。结果有500户人家做出了回应，大约有10%的住户表示在搬进13号后的确遭遇了更多的霉运。研究人员还想知道这种迷信思想会不会影响房价，于是他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的对象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40%的经纪人说购房人通常不愿意购买门牌号为13的房子，从而导致卖家不得不降价出售。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迷信思想的影响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介绍过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他特别着迷于研究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时间。菲利普斯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迷信和确切死亡时间之间的联系。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中，“死”和“四”的发音基本相同，正因如此，数字4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都被赋予了“不吉利”的意义。中国的很多医院里没有4楼，有些日本人在每月的4日出行时都会变得提心吊胆。这种迷信思想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商店或公司开业时可以自选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菲利普斯注意到，在中式餐馆和日式餐馆中，所选电话号码中4的数量要比其他店铺少了1/3，但这种情况在美式餐馆中并不存在。所有这一切让菲利普斯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知道每月4日所带来的迷信压力会不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人突发心脏病？

为了评估这类迷信思想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分析了1973—1998年期间在美国死亡的470万人的记录。他们将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死亡日期与白种美国人的死亡日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华裔和日裔人口中，每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要比当月的其他任何一天高出7%，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慢性心脏病上，这个比例将会上升到13%。相对而言，美国白种人的死亡率在每月的4日并没有出现峰值。这项研究工作颇具争议性，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依然相信的确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效应”。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人物，因极端的心理压力突发心脏病死亡。

迷信的人不小心害死了自己是一回事，但如果他们的迷信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他人的生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托马斯·斯坎伦和他的同事曾观察过13日周五的车流、购物中心的人数和医院急诊室的就诊人数。在长达两年的观察时间里，他们发现，与6日周五相比，伦敦25日环城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在13日周五要少很多，这意味着那些比较紧张不安的驾车人可能选择了待在家里。随后他们分析了这两天里医院的各种就诊情况，其中包括中毒、有毒动物造成的伤害、自我伤害以及交通事故。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只有交通事故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与6日周五相比，13日周五这一天因交通事故前来就诊的人数明显高出了许多。事实上，这种差异是极为明显的，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因交通事故前来就诊的人数竟然激增了52%。然而，斯坎伦和他的同事们只获取了一家医院的就诊资料，所以研究中涉及的数字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发现也有可能纯属巧合。在另一项规模更大但同样存在争议的研究项目中，芬兰研究人员西莫·纳哈查看了1971—1997年期间整个芬兰的类似记录。在这段时间内，共出现了324个“黑色星期五”和1339个非“黑色星期五”。纳哈得出的结论与此前的研究结果是比较吻合的，特别是就女性而言。在男性的死亡记录中，只有5%与不吉利的日子相关，但在女性的死亡记录中这个比例攀升到了令人震惊的38%。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交通事故比率的增加是因为驾车人在不吉利的日子里变得特别紧张的缘故。因此，结论已经很明显了：迷信的确会害死人！

火马年

迷信也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依据古代的中日历书，每一年都由两种元素组成：十二生肖（比如羊、猴或鸡）和五行（比如土、金或水）。火马年每60年出现一次。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火马年代表着厄运降临。依据传说，在这一年出生的女人生性暴躁，所以绝不是好妻子的人选。这个传说虽然年代久远，却因一部歌舞片而流传至今，歌舞片围绕八百屋阿七的故事展开。1682年，阿七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僧侣，她认为制造一场小的火灾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爱情，不幸的是，阿七是在火马年出生的，火灾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京。

上一个火马年是1966年，日本研究人员加藤惠格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看一下迷信思想是否对全体日本人都有影响。结果发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令人震惊。1966年日本的出生率竟然下降了25%（相当于那一年婴儿的出生数量减少了近50万），而人工流产增加了2万多起。后续的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并非仅限于日本本土，而且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在那里生活的日本人也有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加藤惠格对手头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结果有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依据传说，在火马年出生的女性会特别不幸，而且命运会非常悲惨。在1966年的时候，要想在出生前知道婴儿的性别还不太容易，因此，为了确保女性后代的数量有所减少，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杀死女婴。难道父母真的会因为古老的迷信传说而置自己的女儿于死地吗？加藤惠格观察了1961—1967年间因意外事故、中毒和外部暴力导致的新生儿死亡率。结果令人不寒而栗。1966年，新生女婴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前后几年，但新生男婴的死亡率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加藤惠格由此得出结论：在火马年出生的日本女婴的确“因为民间的迷信传说而牺牲了”。

日本研究人员平井贤二和来自京都大学的团队评估了另一类日本迷信所付出的财务代价。在1873年之前，日本使用的是一周六天的阴历，这六天分别叫作先胜、友引、先负、佛灭、泰安和赤口。时至今日，人们仍会依据传统把泰安当成吉日，而把佛灭看作不吉利的日子。正因如此，很多医院的患者希望能够在泰安之日出院。最近三年的医院就诊数据显示，很多患者为了能在吉日出院竟然会刻意多住几天。研究人员估计，这种迷信行为每年让日本多耗费了大约1400万英镑。不仅日本如此，爱尔兰也有一种迷信日期的说法：如果你在周六离开某地，那么离开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也就是所谓的“周六闪，速折返”。研究人员分析了4年间的7.7万个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在周六出院的产妇比预期少了约35%，而在周五和周日出院的产妇数量则分别增加了23%和17%。

结论已经不言而喻了。迷信并不仅限于无关痛痒的敲击木头或交叉手指，而且还会影响房价、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堕胎率以及月度死亡统计数据，迷信甚至还会迫使医院浪费大笔的资金在完全没有必要的医疗护理上。

考虑到迷信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宁愿让这些并不理性的想法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呢？

彩票、满月抓狂和十三俱乐部

支持迷信思想的人争辩说，这些信仰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们都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这么说也不无道理。在有据可查的所有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都有幸运符、护身符和避邪物的身影。敲击木头的迷信可以追溯到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得到仁慈而强大的树神的帮助。靠墙放置的梯子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三角形，人们会将其看作三位一体的象征。13之所以被看作不吉利的数字是因为刚好有13个人参加耶稣最后的晚餐。

质疑迷信的人并不会把这些历史数据看作迷信成立的证据，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现象，科学实验一直都无法证明这些迷信思想是成立的。他们这么说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迷信行为和彩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周，全球都会有数百万人购买各种类型的彩票，他们都希望能够幸运地得到一大笔钱，从而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彩票的中奖号码都是随机开出的，应该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够预测到开奖结果。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尝试以各种奇怪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中奖概率。有些人每周都会购买同一组“幸运”数字。还有一些人会依据重大事件选号，比如自己的生日、孩子的年龄或者他们的门牌号。有些人甚至想出了更令人费解的方式，其中包括把每一个数字都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这些纸片撒在地板上，随后让他们养的猫走进房间，猫碰到的那些数字就成了他们的最终选择。

当英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彩票时，我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彼得·哈里斯以及马修·史密斯决定测验一下各种不同的选号方式。我们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时间之外》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实验。我们请1000名彩民在开奖之前把他们选的号码寄给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同时还要描述一下他们的选号方式。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彩民填写完毕的彩票调查问卷。最终有700名彩民提交了问卷，他们想要购买的彩票数量超过2000张。在开奖的前一天，我和马修把每个人选的号码都输入到了一个总的数据表中。做完这一切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信息。如果幸运的人选中的中奖号码真的比不幸的人多，那么幸运的人会选但不幸的人未选的号码就更有可能成为中奖号码。我们此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为实验收集的数据就有可能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

我和马修就这么做是否合乎道德至少讨论了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析收集到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有些数字被幸运的人选中了，但不幸的人并没有选。我们慢慢地确定了“最可能”的获奖号码——1、7、17、29、37和44。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为自己购买了一张彩票。英国国家彩票是在每周六的晚上开奖，并会在黄金时段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和往常一样，49个球被放进摇奖机里，随后依次摇出6个号码和1个“特别”号码。最终的中奖号码为：2、13、19、21、45和32。我们竟然一个号码也没有选对。那么，参与实验的幸运儿和不幸之人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呢？事实上，大家的表现没什么两样。幸运的人选对的号码并没有比不幸的人更多，那些使用各种迷信方式选号的人也并不比随机选号的人更为幸运。至于那些依据自己的生日、孩子的年龄或宠物的行为选号的人，他们的表现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简而言之，在这一次的较量中，理性以1：0战胜了迷信。

在这个议题的研究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采取了更加特别的方式。其中我最喜欢的实验之一来自一名美国高中生，他的名字叫作马克·莱文。莱文和他的朋友们对一个颇为流行的迷信传说进行了测验：看到黑猫从面前走过会给人带来厄运。首先，他们让人们玩一个简单的抛硬币电脑游戏，通过猜测硬币的哪一面朝上来衡量运气的好坏。接下来，在这些人慢步穿越走廊时，资深的驯猫师会让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面前走过。最后，所有的参与者再玩一次抛硬币游戏，以便再次评估他们的运气好坏。经过多次抛硬币游戏和“偶遇”黑猫后，莱文得出了实验结论：黑猫并不会给运气带来任何影响。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遗漏,研究人员又用白猫重新做了一次实验，结果依然是没有任何影响。莱文在研究报告的最后写道：对这个实验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会说，黑猫所带来的厄运只会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显现，以实验为目的的抛硬币游戏并不能说明什么。莱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反驳理由：“我自己就养了一只黑猫，虽然她已经从我面前走过了成百上千次，但无论是我的学业成绩还是社交生活都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

研究人员还在看似最理性的地方——医院——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医生也是一个迷信的群体，这一点听起来颇令人意外，与满月相关的行为研究至少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分析了全年范围内约1500例外伤患者的就诊记录，结果发现满月与就诊人数、死亡率、受伤类别以及住院时间并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1987年一份名为“满月抓狂”的调查报告显示，有64%的急诊室医生相信满月会影响患者的行为。此外，92%的护士也表示，在满月的时候工作压力更大。不过怀疑论者也有理由对后面的这个发现提出质疑，因为这些护士也主张额外的压力是她们领取“满月津贴”的正当理由。

迷信还不止如此。在剧院里说祝福的话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演员都会对自己的伙伴说“断条腿吧”，其实是为对方送上祝福的意思），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生听到了“今晚看起来会比较平静”之类的话，他们就会认为新的患者肯定会如潮水般蜂拥而来。来自马萨诺塞总医院的安德鲁·阿恩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迷信说法进行了验证，并在《美国医学期刊》上撰文描述了所做的实验。30名医生被随机分成了两组。“倒霉”组收到的信息是“祝你值班顺利”，而对照组收到的是一张白纸。

结果显示，倒霉组接待的就诊人数并不比对照组多，睡眠的时间也并不比后者少（事实上，收到祝福信息的组接待的患者数量要少于收到白纸的组，睡眠的时间也要多于后者）。就像所有重要的科学发现一样，这个实验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不断重复着。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医生帕特里克·戴维斯和亚当·福克斯所做的实验。他们把急诊室的工作日分为两种：对照日和“问题日”。在对照日里，工作团队谈论的是天气状况，但在“问题日”里，他们都会说当晚应该会很平静。他们得出的实验结果和美国医生并无二致，两种不同日子的就诊人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验证迷信说法的实践中，最系统和最全面的实验或许应该追溯到19世纪末。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退伍老兵威廉·福勒上尉决定向命运发起挑战，于是在纽约创建了十三俱乐部。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在每月的13日，他都会邀请12名客人跟自己共进晚餐，并打破各种广为人知的迷信说法，比如把盐撒在桌子上、交叉放置叉子以及在室内打开雨伞等。福勒上尉万没想到十三俱乐部竟然一炮而红，并很快成为纽约市最热门的社交俱乐部。这促使他不得不去寻找更大的房间，以便放下更多的桌子，每桌都坐13个人。在后续的40多年里，俱乐部的会员激增到了数千人，其中荣誉会员名单中至少包括连续五任美国总统。会员们挑战迷信思想的心态和力量的确不容忽视。1886年12月13日，政治家、演说家和疑神论者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在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到：

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破除迷信。迷信妨碍了人类的幸福。迷信是一条可怕的毒蛇，扭动着它那可怕的身姿从天而降，用它的毒牙刺穿了人们的心脏。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尽我所能去消灭这个可怕的怪兽。

英格索尔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死了，而且发现的确有来生，他依然会致力于跟那些相信超自然力的迷信之人进行争辩。尽管一直都在参与据说会招致厄运、死亡和疾病的活动，但十三俱乐部的成员被证明一直生活得健康而快乐。1895年，在俱乐部的第13次晚宴上，福勒报告说，俱乐部成员的死亡率事实上略低于普通大众的平均水平。1936年，曾担任俱乐部领导者的小亚瑟·莱曼对破除迷信禁忌的正面效果做过如下的评价：

对于任何想要寻求真正好运、幸福和健康的人，我的建议是从今天开始就破除一切已知的迷信……据我所知，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很幸运……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想你们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幸福或者更健康的人了。

那么，如果迷信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为什么还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呢？为什么又会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呢？或许，新几内亚海岸的岛民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试图对付飞毛腿导弹的以色列人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美拉尼西亚人和导弹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波兰长大，最初学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彻底改变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生历程。在准备一场外语考试时，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著作《金枝》。弗雷泽的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巫术和宗教。这本书促使马林诺夫斯基前往英国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避免受到扣留，马林诺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外海的一个小岛，并在那里潜心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世隔绝的社群文化。后来他依据自己在该岛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公认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一个方面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那就是岛民的迷信行为。他注意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当他们进入更为危险的外海时，才会使用更为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马林诺夫斯基推测，这些迷信行为可能根源于岛民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当在礁湖区捕鱼时，岛民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少。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局面，所以没有必要采取迷信行为。然而，外海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岛民们非常清楚，外海的局势难以预料，因此他们会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试图由此获取外海局势的控制权，并降低捕鱼作业的风险。简而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相信迷信能够让这些岛民更为安心，让他们在面对无情命运的明枪暗箭时感觉自己能够掌控局面。

如果我们觉得不理性的行为仅限于20世纪20年代与世隔绝的一小群岛民，可能也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不过，促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美拉尼西亚外海举行复杂仪式的压力也正是导致我们敲击木头、交叉手指和收集幸运兔子脚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遭遇了一次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人们会用购物袋装着纸币满大街跑。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在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把它们花掉，因为他们担心手头的这些钱第二天就会大幅贬值。到了1932年，德国已有近半数的人口失业。1982年，马歇尔大学的弗农·帕吉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戴尔·乔根森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比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主要报纸杂志上与占星、神秘主义和巫术迷信相关的文章数量以及每年的经济威胁指数。作为对照，他们也对有关园艺和烹饪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经济威胁指数是以工资、工会会员失业比例和工业生产为基础计算的。当人们备受经济萧条的折磨时，有关迷信的文章数量就会显著增加。当经济情势开始好转时，此类文章的数量也会相应较少。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让论文的两位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正如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更为危险的外海捕鱼时变得非常迷信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人在面临经济威胁时也变得更为迷信了。

两位作者将他们的发现与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表示，在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期，人们会迫切地寻求一种确定感，这种需求会促使他们支持强大的领导体制，并相信各种号称可以确定他们命运的不理性因素，比如迷信和巫术。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展开了一项研究，生动详尽地阐述了同样的概念。战争爆发后不久，形势就变得非常清晰了，特拉维夫和拉马特甘等城市都面临着遭受飞毛腿导弹袭击的危险，而其他一些城市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比如耶路撒冷和提贝里亚斯。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在更危险的地区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会不会让人们变得更迷信一些。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设计了一份关于迷信的调查问卷。问卷中有些问题与众所周知的奇思异想有关，比如与幸运的人握手或者佩戴幸运符是否会给人带来好运。其他一些问题则与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新迷信行为有关。比如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色列的建筑中都有一个房间可以用塑料密封起来，目的就是保护里面的住户免受毒气袭击。问卷里的问题包括：大家是不是觉得走进密封的房间时先迈右脚比较好？如果密封的房间里有人的房子曾经遭受过袭击，那么这个人再次遭受袭击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些？接下来，研究人员开始在高危险区域和低危险区域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他们总共访问了200人左右，问他们是否有上述行为。研究人员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与国内低危险区的居民相比，那些住在易受导弹袭击区域的人更容易产生迷信的思想和行为。

在新几内亚、德国和以色列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为了应付不确定性，很多人变得迷信了。然而，其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迷信思想也可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极具感染力的思考

在那本有关巫术和宗教的经典著作中，詹姆士·弗雷泽爵士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奇思异想，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蔓延之律”。依据这种理论，一旦某个物件与某个人接触后，就会获得那个人的某些“本质”。在某些特定形式的巫术仪式中，如果想要诅咒某个人，或许就需要获得这个人的毛发或者指甲屑，应由此对他们施加某种类型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

心理学家保罗·罗津和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想要知道这种思想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否依然存在，以及某些类型的偏见和不理性行为是否也根源于这种思想。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他们展开了一系列非同寻常但颇具洞察力的实验。研究人员会询问人们：

如果有一件男女都可以穿的蓝色羊毛衫，宽松、漂亮，而且质地柔软，穿在身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件羊毛衫几天前才洗过，不过还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人拥有过或者穿过。

大家都会说穿这样一件羊毛衫没有任何问题，这当然一点儿也不奇怪。随后研究人员请大家设想一下这件羊毛衫曾被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穿过。研究人员强调羊毛衫也是在几天前刚洗过，而且艾滋病人就只穿了30分钟，结果大家突然都说他们真的不想穿那件羊毛衫了。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羊毛衫并不存在健康隐患，也没有卫生问题，但迷信的感染理论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上风，结果使得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去穿那件羊毛衫。罗津和他的同事们又让人们设想羊毛衫属于不同的主人，结果发现，如果人们知道羊毛衫的主人曾是邪恶的化身时，比如冷血杀人魔或者狂热的领导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事实上，罗津的研究发现，人们宁愿穿沾有狗粪但并未洗过的羊毛衫（这可的确会带来健康隐患），也不会接受冷血杀人魔曾经穿过但已经洗干净的羊毛衫。

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且每年都在缩小

人们经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奇思异想，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些看似诡异的事情。巧合让同时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仅别有寓意，而且绝不仅仅是凑巧那么简单。最为著名的巧合事件当属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了。林肯是在福特剧院被刺杀的，而肯尼迪则是在乘坐一辆林肯轿车出游时遭到了暗算，这辆林肯车刚好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肯尼迪当选则是在1946年。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而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两位总统的姓氏都包含七个英文字母，而且两次刺杀行动都发生在周五。在他们死后，继任的总统都叫约翰逊。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9年，而林登·约翰逊是在1909年出生的。

当然了，这些惊人的巧合并非只有美国总统才会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乘坐火车穿越秘鲁。由于坐在同一节车厢内，他们开始做自我介绍。结果发现，第一个人的姓氏是宾哈姆，第二个人的姓氏是鲍威尔，而第三个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宾哈姆-鲍威尔。另一件惊人的巧合于1953年发生在伦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运黑猫卡斯帕所在的地方。为了报道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电视台记者埃夫·库普西内特住进了酒店。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一个抽屉，结果发现里面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汉宁的东西，汉宁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篮球队的经理人。仅仅两天后，库普西内特就接到了汉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正住在巴黎的莫里斯酒店，结果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库普西内特的一条领带。面对如此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可能会问：“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又能有多少呢？”然后他们就不再深究了。不过，有些学者却不会就此止步不前，比如斯坦福的数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曾邀请戴康尼斯前往，以判断他们的洗牌机是否真的会随机洗牌（当然不会如此）。他还曾利用高速摄像机每秒拍摄一万帧影像，以便对人抛出的硬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硬币在下落的时候会稍微偏向一开始出现的那一面）。他甚至还说服了哈佛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创造一台能够完美实现随机抛硬币的机器。此外，他还就巧合的数学和心理学撰写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说正是某些鲜为人知的统计法则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意外成真，其中之一就是大数法则。

在英国，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一次非常惊人的巧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这种事情仅仅是运气使然那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事实上，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极低，低到只有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个惊人的巧合就是有人中了头彩。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每周都会发生呢？原因就在于有太多的人购买彩票了。很多巧合也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过着复杂的生活，因此，如果偶尔有人中了头彩或者经历了怎么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人们忍不住会想这可能是上帝发出的某种信号，或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所有此类的事件都仅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中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

在极为庞杂的一大群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事件的各种组合都有可能发生，许多小问题的出现看起来可能会既令人震惊又超乎寻常。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看似隐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对于人或事简洁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字母进行重新排列后刚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厌恶的、无知的饭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可以重新排列为“to copula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实习生交欢）。我最喜欢的回文是字谜创作者考瑞·卡尔霍恩发现的，也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重新组合后的句子刚好是整出悲剧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our insistent hero，Hamlet，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 ”（在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中，我们那无比坚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对人生腐化的两个方向发出了质问。）上述这些例子虽然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却并不是什么魔法。说到底这不过是大数法则使然罢了。文字有那么多种组合方式，剧本和图书中的文字又那么多，所以偶尔出现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更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此类回文。

虽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数法则加以解释，但有时候也涉及更为深奥的心理学。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现象，比如两个陌生人在派对上偶遇，结果却发现他们有共同认识的熟人。大约70%的人声称有过此类经历，其中20%的人说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对这种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尔格兰姆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曾做过一些闻名于世的心理学实验。从1960年底开始，米尔格兰姆就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探索普通人会不会仅仅因为实验者要求他们那么做就将痛苦和折磨施于他人。在实验中，实验者要求参与者对另外一名参与者（事实上是一名假装受到了电击的演员） 进行电压越来越大的电击。如果参与者稍有迟疑，实验者就会用“请继续”和“实验要求你继续”之类的话鼓励他们持续电击另一名参与者。米尔格兰姆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有60%的参与者会因为有身着白大褂的实验者要求他们那么做而对不幸的受害者施予可能致命的电击。米尔格兰姆的电击实验非常有名，以至于每一本入门级的心理学教科书中都会收录，而且成为对流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行为研究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电击实验的戏剧，威廉·夏特纳扮演了米尔格兰姆这个角色。1986年，音乐家彼得·加布里埃尔写了一首名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尔格兰姆的37人》）的歌曲，指的就是在米尔格兰姆的一次实验中，40名参与者中有37人完全听从了实验者的指令。然而，并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他的电击实验激发了一系列同样令人震惊的后续研究。谢里登教授和金教授担心参与者可能已经知道电击的受害者是一名演员，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做了一遍这个实验，用小狗取代了演员来接受实实在在的电击。实验结果被写成了题为《以真实受害者进行服从权威实验》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只有略多于50%的男性对小狗施予了最大电量的电击，但即便面临致命电压也毫不手软的女性竟然高达100%。

在其学术生涯中，米尔格兰姆不断设计和执行非同寻常且发人深省的实验。事实上，他因此类的研究工作而变得闻名遐迩，以至于当他在1963年11月22日冲进同事上课的演讲厅宣布肯尼迪遇刺的消息时，大部分学生还以为这只是米尔格兰姆的另一个搞怪实验。

米尔格兰姆的理论研究一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后来他决定以实际的方式了解“小世界”现象背后的真相。他给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198个人分别寄了一封信，请他们确保帮忙把这封信转给“目标收件人”：一位在波士顿工作、住在马萨诸塞州沙伦的股票经纪人。不过，在转寄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参与者不能直接将这封信寄给股票经纪人；他们只能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觉得有可能认识那位股票经纪人的熟人。随后的每一位收信人都得到了同样的指示，而且都只能把这封信转寄给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那么，到底需要经过多少个人才能与完全陌生的人取得联系呢？美国已经有数亿人口，但研究发现，要让第一个发件人与目标收件人取得联系只需要六个人，这一点的确令人惊讶。这意味着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之间仅隔六度之遥。这个结果也暗示，当今社会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紧密多了，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凭口耳相传就可以迅速传播笑话、八卦新闻和流行时尚。此外，通过研究每个完整关系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米尔格兰姆就能够大致了解20世纪60年美国社会的结构。人们更有可能将信件转寄给同性熟人而非异性，而且大部分的传递是通过朋友和熟人进行的，而不是亲戚。米尔格兰姆的发现并不仅仅适用于社会系统，同时也能够诠释其他各种不同的网络，其中包括供电网络、疾病的传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递以及大脑神经网络的运转等。

1995年，在论及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时，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写道：

虽然还不清楚该如何通过研究证实这一点，但据我猜测，在过去的50年里，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平均连接数已经减少了。尽管世界人口的总数量在不断上升，但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数字还将进一步缩小。

米尔格兰姆的传递信件实验所具有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再加上保罗斯对于世界必将变得越来越小的猜测，竟然没有任何研究人员想要重做米尔格兰姆的实验，这一点的确非常奇怪。鉴于此，我和同事艾玛·格林宁在2003年决定与《每日电讯报》的科学编辑罗杰·海菲德以及切尔滕纳姆科学节合作，郑重考虑这个议题。我们决定在英国率先再现米尔格兰姆的经典搞怪实验，并对两种说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是否会得出与米尔格兰姆一样的连接数？或者正如保罗斯所猜测的那样，连接数会变得更少呢？其次，有没有可能借助这个现象来解释我在研究幸运儿和不幸之人时遇到的另一个奇怪现象？幸运儿号称他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机缘巧合，这些巧合无疑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帮助。比如说，他们会在派对上撞见某人，然后会发现原来彼此有共同的熟人，并最终通过这些联系结为夫妻或者成了生意上的伙伴。或者，在他们需要帮助时，看起来似乎总认识某个人，而这个人认识的另一个人恰巧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不幸的人很少提到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想要知道，幸运的人会不会有更多“小世界”经历，因为他们认识很多人，所以会在不经意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并因生活在其中而为自己带来了好运。

我在《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诚挚地邀请有意参与“小世界”实验的读者和我联系。随后，100名志愿者收到了包裹，里面还有实验的说明材料以及一套明信片和信封。实验说明解释了实验的目的是确保包裹能够设想转交给特定的“目标收件人”。

我们所选的“目标收件人”不再是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了，而是换成了27岁的卡蒂·史密斯，一名在切尔滕纳姆科学节上负责活动组织的年轻人。和米尔格兰姆最初实验的要求一样，所有参与本次实验的志愿者和后续的收件人都只能把包裹转寄给自己熟悉的人。所有志愿者和后续收件人都必须将一张明信片寄回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追踪包裹在国内的移动情况。

结果显示，包裹从最初的志愿者到卡蒂只需要经过四个人连接，比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结果少了两个人。实验中的某些关系链很好地阐释了貌似陌生的人们之间是如何很好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有一位最初的志愿者是纺织品代理商，名叫贝瑞。贝瑞住在斯托克波特，所以并不认识卡蒂·史密斯，这或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贝瑞把包裹寄给了自己的朋友帕特，因为她就住在切尔滕纳姆跑马场附近。帕特也不认识卡蒂。她把包裹寄给了自己的朋友大卫，没想到大卫碰巧就是切尔滕纳姆科学节的负责人。这下好了，大卫当然认识卡蒂，所以直接就把包裹交给了她，从而完成了整个链条的传递工作。

我们是第一次在英国复制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包裹到达目标收件人所需的平均连接数减少了，这或许是因为英国的人际关系比美国更为密切的缘故。但另一方面，这证明了我们感兴趣的某种可能性，证明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小了。或许，正是由于电子通信的普及、电话网络的增加和更为频繁的旅行，我们所有人都比以前更为接近了。从社交层面上来说，或许科技真的让世界变小了。

全球变小的可能证据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们是否发现了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幸运儿的人脉更广，因而生活在比其他人更小的世界里呢？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求每一名最初的志愿者在参与实验之前评估自己的幸运程度。有38名志愿者没有把包裹寄给任何人，因此他们收到的包裹最终也未能送到卡蒂的手中。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此前都把自己评估为不幸之人。我们想要找出这种奇怪行为背后的秘密。为了确保能够参与实验，这些志愿者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为什么在实验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放弃了呢？我们写信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寄出包裹。他们的答复蕴含着非常明显的信息——大部分人说他们想不出有什么熟人可以帮忙把包裹寄给卡蒂。因此说，看起来从一开始幸运的人就比不幸的人认识更多潜在的收件人，所以转寄包裹的成功率也就大大提高了。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幸运儿所处的世界的确比不幸的人更小，反过来，这也进一步增大了他们在生活其中的小世界里经历“幸运”巧遇的可能性。

在烧红的火炭上行走和幽灵鬼怪

有些人似乎可以在火上行走，在一长列烧得通红的木炭上赤脚走过却毫发无损，要知道，木炭的表面温度可高达1000华氏度（538摄氏度） 左右呢。科学上对这种惊人技艺的解释是这样的：炭的导热性非常低，再加上炭火余烬的面积相对较小，所以真正传递到脚底的热量很少。然而，很多的火行者对此却有一些听起来很不寻常的诠释，并因此将在火上行走当成了不错的谋生手段。据他们说，他们是用心灵的力量创造出一个神奇而强大的力场，这个力场足以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并宣称可以将这种技巧传授给其他人。科学家预测，人在烧得通红的木炭上行走的距离最长可达15英尺（约4.6米），在这个范围内脚底是不会被烧伤的。不过，号称自己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夸口说，无论走多远他们都会毫发无损。

2000年，我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科学节目《明日世界》合作，决定在电视直播中测验这种说法。节目组斥巨资燃烧了50吨木材，并制造出一个长达60英尺（18米左右）的炭火长廊。接下来，号称能够创造奇迹的火行者们就将在实况转播中测验他们的超自然理论了。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火行者在走到25英尺（7.6米）左右时就跳离了火炭，而且双脚均出现了二度烧伤。事后我采访了这些火行者，他们对自己的失利找到了不错的借口。有一名火行者说深度催眠状态是成功走过炭火长廊所必需的，但电视转播时的强光让他根本无法进入这一状态。另一位则解释说就在她开始走上炭火之前，她的守护天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开了。这次测验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便出现了双脚二度烧伤的悲剧，这些火行者依然未对自己宣称的超能力产生丝毫的怀疑。

幸运的是，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超能力。不过，很多人相信他们经历过同样奇怪的现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有鬼魂存在，而且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号称的确遇到过鬼魂。我不知道鬼魂是否真的存在，不过我非常肯定大家都很会欺骗自己去相信真有此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为了探索灵异经历背后的心理因素，我和我的同事们做过各种各样非同寻常的实验。英国的鬼屋数量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很多实验就是在英国各地那些著名的鬼屋里进行的。我们也是首批受邀到英国皇宫调查灵异事件的研究人员，并因此在伦敦郊外华丽的汉普顿宫待了整整十天。还有一次，我们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里历史悠久的街道下面有几间幽深的地窖明显是在“闹鬼”。

人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实验跟电影《捉鬼敢死队》中所呈现的方法截然不同，这多少让他们有些失望。我们并不会穿着连身衣、背着吸尘器走来走去，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用抓鬼陷阱捉到过任何幽灵鬼怪。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或反驳有鬼怪存在。相反，我们的工作是想搞清楚一个疑问：在这些著名的“闹鬼”地点，人们经常会表示遇到过灵异事件，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多数的研究是邀请一些人以一贯的方式小心地走过这些“闹鬼”的地点，并请他们描述是否感受到了任何诡异或者不寻常的现象。随后我们会对号称感受到灵异现象的人和他们有此感受的地点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梳理出灵异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

我们发现，有些人对鬼魂的存在要比其他人敏感得多。很多志愿者在走过“闹鬼”的地点时并不会感受到任何灵异现象，然而，几分钟后，当另一个人走过同样的地点时，马上就会感觉到不大对劲，并说他们感觉周围有诡异的东西存在。那些能够感觉到诡异现象的人通常都具有非常不错的想象力。这些人都是很好的催眠对象，比如说，他们经常会忘记自己在出门的时候是否拔掉了电熨斗的插头，或者他们会设想自己忘记拔了。他们看起来能够说服自己鬼魂就站在他们身后，或者藏在黑暗的壁橱里。结果他们就会真的感到非常害怕，这会促使他们的身体和大脑发出一系列与恐怖相关的信号，比如脖子后面的汗毛会竖起来，或者突然感觉到浑身发冷。

研究还发现，背景信息在实验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9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姆·赫安发表的一篇实验报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吉姆是我的合作伙伴，他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电影院，这里并没有任何闹鬼的传闻。随后吉姆分别让两组人在里面四处走动，并描述自己是否感觉到了任何诡异现象的存在。其中一组人被告之这家电影院里出现过很多灵异现象，所以他们会特别注意根本不存在的灵异活动。另一组人则被告知这家电影院将要进行翻新，希望他们评估一下每个房间给他们的感觉。两组人在电影院里参观的完全是相同的地点，但在参观之前被灌输了完全不同的思想，结果“抓鬼”组报告的不寻常体验要远远多于另外一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灵异体验都是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和适当的背景信息所造成的呢？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已故的维克·坦迪做过另外一个实验，显示有些灵异体验可能的确是由空中某些诡异的东西造成的。维克是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电气工程师，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现象，其中就包括魔术和鬼魂。1998年，他在一家为医院设计和生产救生设备的公司工作。维克和其他几名科学家有一间共用的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里经常有闹鬼的传闻，很多清洁人员都说在里面时的感觉很诡异。维克一直觉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有毛茸茸的小动物住在实验室里的原因。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碰到了诡异的现象。那是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在实验室工作，突然就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而且还浑身发冷。接下来，他明显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他抬起头来，隐隐约约看到左边的眼角处缓缓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阴影。他脖子后面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据他回忆说：“如果要说我当时给吓坏了，那绝对一点儿都不过分。”最后，维克鼓足了勇气，强迫自己转过头去直视那个阴影。结果那个东西就慢慢地消失了。

维克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所以他觉得可能是某些装有麻醉剂的瓶子出现了泄漏，所以让他产生了幻觉。于是他快速检查了一下实验室里的瓶子，但并没有发现麻醉剂泄漏的现象。最后他只能困惑不安地回家了。

第二天，他要参加击剑比赛，所以急匆匆地把自己的花剑拿到实验室进行临时修补。当他把花剑放进老虎钳里的时候，它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晃。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吵闹鬼的恶作剧，但维克还是开始去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一次，他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把老虎钳拿到了地板上，并让它缓缓地移动，结果发现，当老虎钳处于实验室中央的位置时，花剑的晃动最为剧烈，可当把老虎钳向房间的某个角落移动时，花剑的晃动就不会那么剧烈了。维克猜测实验室里应该有低频声波存在，这种声波人耳是听不到的。进一步的调查验证了维克的猜想。经过追踪，他发现低频声波源自抽气系统中一个新安装的风扇。当风扇启动时，花剑就会开始摇晃。当风扇关闭时，花剑就会停止晃动。可是，维克的发现能够解释看似灵异的现象吗？

这些声波通常被称为“次声波”，维克知道，这样的声波是听不到的，却拥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完全可能产生诡异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迫切地想要弄清楚，火箭发动机在火箭发射过程中产生的次声波会对航天员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们进行的试验显示，次声波的确可能引起胸腔震动、影响呼吸，并让人产生作呕、头疼和咳嗽等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特定频率的声波还可能引起眼球的震动，从而让视觉出现扭曲。这些声波能够移动小的物体和表面，甚至还可以让烛光诡异地闪烁个不停。维克在《美国心理学研究会期刊》上撰文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推测某些建筑物内可能存在次声波（可能是由强风吹过打开的窗户引起的，也可能是附近嘈杂的交通造成的），这种低频声波的奇特效应可能是某些人相信这些建筑物会闹鬼的原因所在。

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因为次声波的确非常奇怪。这种声波可以经由自然现象产生，比如海浪、地震、飓风和火山喷发。1883年，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火山喷发产生的次声波曾环绕地球数周，世界各地的仪器对此都有记录。这种低频声波也是核爆炸的副产品——这也是我们架设次声波监听网络的原因所在，目的就是找出核弹试验的可能证据。

许多动物对人耳听不到的频率非常敏感，包括超声波（高频率）与次声波（低频率）。人类对动物世界的这些微妙震动进行监测和利用的历史已经绵延很久了。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就在中空拐杖的顶端安装了一个能够发出超声波的哨子，当在摄政公园的动物园里游走的时候，高尔顿会按下拐杖顶端的一个橡皮球，并开始观察哪些动物会对橡皮球发出的高频声波做出反应。现代的狗哨就是从高尔顿使用的这种哨子发展而来的，高尔顿对实验的结果做出了如下的描述：“……我的巡游显然让动物园里的犬科动物变得异常躁动不安，这难免引来了诸多好奇的目光。”最近，科学家也做了一些从概念上看比较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鲸鱼、大象、乌贼、珠鸡和犀牛都对低频声波非常敏感，它们会借助这些声波信号进行迁徙或进行远距离的沟通。鉴于动物界存在这种现象，再加上自然界发生的地震和飓风也会产生次声波，所以有些研究人员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动物是否可以监测到此类自然灾害发出的次声波，并将其作为早期的预警信号呢？有些人推测，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前的动物逃逸现象很可能就是次声波造成的。

军队也已经对低频声波展开了调査，看是否能用其制造可怕的声学武器。这种武器被俗称为令人闻之丧胆的“褐色音符”，据说这种声波可以让人的大肠产生震动，从而导致失禁。虽然音效工程师对这种可能性早有了解，不过这种概念为大众所知却是在2000年。动画片《南方公园》中有一个情节，剧中的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在美国电台播放了次声波，从而导致全国同时出现了腹泻现象。鉴于媒体对此有一些后续报道，美国的科学节目《流言终结者》决定测验一下强烈的次声波对人体的影响。虽然接受测试的人表示的确有恶心作呕的感觉，却没有出现传闻中的失禁现象。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大多数的军事和工业活动使用的都是较强烈的次声波，维克推测，低强度的次声波也足以导致一些备感诡异的体验。因此，是时候通过实验对此加以证实了。

小氛围和找到上帝的简便方法

莎拉·安格利斯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声学家，专门为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生产音频设备。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了鬼魂和维克对低频声波的推测。莎拉也对次声波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建议我们俩联合起来做个实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吸引很多人的活动，而且人们可以评估活动中有无次声波存在时的不同感受。莎拉的想法是把次声波加入到现场音乐会的某些旋律中，并观察秘密释放的声波是否会影响观众对音乐的感受。比如说，次声波会不会让观众产生撞鬼时的诡异感觉，让他们觉得有诡异的东西存在、突然浑身发冷、膀子后面突然发麻等。

莎拉带领一群优秀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打造出一台高科技的次声波发射器，让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释放次声波。事实上，这是一条7米长的下水管，在中间部位装了一个低频扬声器。该系统第一次启动时莎拉刚好在场，以下就是她对当时场景的描述：

下水管开始和灯管、家具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东西产生共振。由于下水管发出的噪音极低，所以这种现象看起来非常奇怪。看着物体莫名其妙地开始振动，人们很容易就会以为是撞鬼了，事实上却是次声波产生的能量在作祟。

我们和我当时所带的博士生塞伦·奥凯弗以及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声学专家理查德·罗德博士、丹·西蒙博士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我们在伦敦南岸租用了一间大音乐厅，举办了两场非同寻常的音乐会。

我们的计划很简单。每场音乐会都由著名的俄罗斯钢琴家捷妮娅演奏几首当代钢琴曲。在音乐会的四个节点上，我们都会请现场的观众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评估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并写下任何非同寻常的体验，比如麻酥酥的感觉或者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在其中的两个节点之前，我们会让整个音乐厅充满次声波。除了次声波释放的时间不同外，两场音乐会是完全一样的。为了将其他情感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比如说人们对不同乐曲的偏好程度，我们采取了一种相对平衡的实验流程。如果次声波发射器在第一场音乐会的某一节处于开启状态，那么在第二场音乐会的同一节就会被关闭。我们还小心谨慎地把次声波控制在了人耳刚刚可以听到的强度上，再加上捷妮娅所演奏的乐曲起到的掩护作用，观众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次声波的存在。

举办音乐会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南岸音乐厅距离伦敦动物园不是很远，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担心次声波会不会对某些动物造成影响，比如说像高尔顿在一个世纪前进行的声波实验那样，让动物变得“异常躁动不安”。经过粗略的计算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动物园里那些四条腿的朋友没有什么可让我们担心的。不过，同样的估算也显示，如果我们不特别小心谨慎，我们就得担心音乐厅里的观众了。高强度的次声波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很显然，我们只想让观众感受到安全的次声波。潜在的问题就在于次声波会在音乐厅内回荡，所以并不能排除次声波在音乐厅的某个位置会进行叠加，从而产生强度异常大的次声波并对观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很有必要在音乐会正式开始前启动发射器，并让理查德和丹仔细评估音乐厅各个位置的次声波强度。

研究团队在音乐会开演的当天早晨集合，装有低频扬声器的下水管安装在了音乐厅的后面。我们启动了次声波发射器并把音量调到了最大，随后就在音乐厅内展开了地毯式监测。结果令我们非常高兴，音乐厅内没有任何位置出现特别危险的高强度次声波。这下我们放心了，于是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的准备工作之中。

我的任务是负责主持音乐会。欢迎大家光临现场，向大家解释实验的目的，并确保大家准确无误地填写调查问卷。塞伦负责决定在哪一首曲子中加入次声波，所以坐在了负责控制发射器的理查德和丹旁边。莎拉是整个团队的头儿，她还将在音乐会后主持一次讨论并解释这次活动背后的科学意义。捷妮娅负责在音乐会上演奏每一首乐曲。

举办这种类型的现场活动总是让人非常紧张。通常来说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如果出了任何状况，我们可就在公众面前丢大人了。事先的宣传让音乐会的门票销售一空，在第一场音乐会开始前，我和捷妮娅紧张地等在后台。当200名观众全部入座后，音乐厅的灯光逐渐暗了下来。我走上舞台，欢迎大家光临这场独特的音乐会。捷妮娅的演奏可谓完美，次声波发射器也按计划启动和关闭，观众们也都沉浸在了钢琴曲中，听得如醉如痴。每位观众在听完四个实验曲目后都完整地填写了调查问卷，并在离开大厅的时候把问卷交还给了我们。我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整场音乐会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大约一小时后，我们上演了第二场音乐会，只不过这次换了另外200名观众。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到附近的酒吧休息去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的研究助理将调查问卷的数据输到了电脑里，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那么，莎拉的周密规划和精心准备都收到成效了吗？次声波真的让现场的观众产生了毛骨悚然的感觉吗？如果是这样，这将是验证维克设想的第一个实验，它将能够证明某些灵异现象的确可能是低频声波造成的。好消息是没有一名观众出现令人不寒而栗的“褐色音符”现象。更好的消息是，正如预期的那样，观众的确在演奏加入次声波的乐曲时有了更多诡异的感觉。效果很明显，平均而言，在有次声波存在时，表示有诡异感觉的人数竟然多出了22%。人们对诡异感觉的描述都非常有趣。在演奏一首乐曲时，次声波如潮水般涌进了音乐厅，一名观众表示，当时感觉“手腕开始发抖，胃也变得很不舒服”，另一名观众则说感觉到“心跳加速，出现了耳鸣，很紧张”。在另一个释放次声波的节点上，一名男士说他“感觉坐在了即将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上”，另一名女士则表示：“身体和胳膊都有高潮前那种绷紧的感觉，但双腿没有。”

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对我们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报道。结果很多主题公园都开始主动跟研究团队联系，询问是否可以利用次声波让他们的恐怖游戏变得更令人胆战心惊。然而，这还不是本项目最奇怪的产物。我们已经证实了，有些灵异现象可能是由次声波导致的，但有一些学者对这个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表示，同样的低频声波或许也能够在创造所谓的神圣体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英国瑞丁大学的艾伦·华生和大卫·基廷为苏格兰新石器时代的古墓搭建了一个电脑模型。研究人员表示，利用这个模型可以产生次声波共振频率。鉴于此，一个人如果敲击一面30厘米的鼓也能产生强大的低频声波。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表示，某些教堂里的大型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