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相信别人，不过别忘了切牌

——撒谎与欺骗心理学

好莱坞明星莱斯利·尼尔森的谎言实验。

刚砍下的头与人类微笑之间的关联。

里根总统与虚构的故事。

神奇的Q测试结果。

人类易受暗示影响的阴暗面。

在我八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爷爷给了我一支记号笔，让我把自己的姓名首字母写在一枚硬币上。随后，他郑重其事地把硬币放在掌心里，合上手掌，轻轻地朝手指吹了一口气。等他把手再次张开的时候，我发现那枚硬币已经神奇地消失了。接下来，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锡盒，盒子是用几条塑料胶带密封着的。爷爷把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小盒子递到了我的手上，告诉我拆掉上面的胶带，然后把盒子打开。我照他说的去做了，发现盒子里放着一个用丝绒做成的红色小包。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小包，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签过名的那枚硬币正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呢。

爷爷玩的这个小把戏激起了我对魔术的兴趣，并因此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魔术俱乐部“魔术圈”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职业魔术师，经常在伦敦西区最流行的餐厅表演纸牌魔术。有时候，我也会让一枚签好名字的硬币消失，然后又让它出现在一个小锡盒里面的布袋里。每晚骗人两次的魔术表演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人们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这促使我去攻读了心理学学位。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未能摆脱对欺骗心理学的迷恋之情。

多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说谎者发出的各种信号揭开欺骗背后的真相，也知道了虚假的微笑和发自内心的微笑之间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欺骗人们让他们相信曾经历过根本就不曾发生的事情。

现在，就让我们踏上探访这个阴暗诡秘世界的旅程吧。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针对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欺骗行为展开的罕见研究。你读到的将会是一个奇怪的故事，里面涉及甩鼻子的大象、会交谈的大猩猩以及偷偷回头窥视自己喜欢的玩具的孩子。

大象骗术、会交谈的大猩猩和说谎的孩子

几年前，当动物研究人员麦辛恩·莫里斯在华盛顿公园的动物园里观察一群亚洲象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古怪的行为。

进食时间一到，饲养员就会给每头大象一大捆干草。莫里斯注意到有那么几头大象会迅速吃完自己的那份干草，然后悄悄地走到那些吃得比较慢的同伴身边，开始漫不经心地摇晃鼻子。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些大象看起来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罢了。然而，经过长期的仔细观察，莫里斯发现这种看似无辜的行为隐瞒了一个欺骗的意图。一旦晃动鼻子的大象距离另外一头大象足够近，它们就会迅速地卷起一些对方没吃完的干草，以最快的速度吞进自己的肚子里。众所周知，大象是高度近视的动物，所以那些吃得比较慢的同伴通常对这种偷窃行为一无所知。

有人或许会将这种晃动鼻子偷吃干草的举动看作是精心策划后实施的欺骗行为，是大象版本的“瞒天过海”。然而，这可能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会跟自己的电脑或者汽车对话，好像它们通人性一样。因此，在看待四条腿的大象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采用拟人化的思维。那些看起来颇有心计的大象很可能只是偶尔发现了偷吃干草和晃动鼻子之间的关系。由于能够额外得到自己喜欢的干草，所以它们就开始重复这个动作，很可能它们并没有想刻意这么做。当然，要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必须确切地知道大象的脑子里在想什么。遗憾的是，大象并不能像人一样描述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虽然大象做不到这一点，但在进化过程中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祖先们”却已经做到了。

20世纪70年代，会聊天的大猩猩一下子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作为探究跨物种沟通大型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弗朗西·帕特森开始尝试教授两只低地大猩猩使用简单的美式手语。这两只大猩猩分别叫迈克尔和可可。在帕特森看来，大猩猩完全有可能与人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你甚至可以跟它们谈论比较复杂的话题，比如说爱情和死亡。大猩猩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方面都跟人类非常相似。比如说，迈克尔喜欢观看儿童节目《芝麻街》，而可可更喜欢《罗杰斯先生和他的邻居》。1998年，可可作为嘉宾参加了自己最喜欢的真人秀节目的拍摄，在其中帮助教育小朋友们“看人不能只看外表，还要看内涵”。迈克尔喜欢绘画，而且已经完成了很多绘画作品，其中包括他的自画像和几幅静物写生。他的作品很受人们欢迎，并且已经在很多展览馆展出过。公众对于可可同样并不陌生，她已经出演过好几部电影。迈克尔·克莱顿的畅销书《刚果惊魂》中会说话的大猩猩艾米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可可。可可还在自己的网站宣传片中担当了主角（通过她的沟通技巧募集善款），并在1998年参与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跨物种网络聊天。对话是在访问者、可可和帕特森教授之间展开的，公开的对话内容显示，要了解大猩猩的只言片语的确还有些困难。

访问者：现在，我们来看看听众都有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可可，将来你会生宝宝吗？

可可：粉红色。

帕特森：我们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已经谈论过颜色了。

可可：听着，可可喜欢吃东西。

访问者：我也喜欢！

帕特森：那么宝宝呢？她在想……

可可：心不在焉。

帕特森：她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意味着基本上不会发生，或者说事情还没有发生。

虽然沟通起来还存在困难，但负责训练迈克尔和可可的驯兽师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证明这两个毛茸茸的大家伙掌握了撒谎的小伎俩。有一次，可可弄坏了一只玩具猫，然后却用手势表示是其中的一名驯兽师弄坏的。还有一次，迈克尔把一名驯兽师的夹克给撕坏了，当驯兽师质问他谁应该对此负责时，他借助手势直接将责任推到了可可身上。驯兽师对他的回答表示怀疑，于是迈克尔表示其实犯错误的是帕特森教授。在驯兽师的再三追问下，迈克尔终于露出了尴尬的表情（对于一只大猩猩来说这可不太容易），放弃抵抗，全盘招供。大象偷吃干草的行为完全是观察的结果，但大猩猩撒谎看起来很可能是刻意为之，他们那明显的沟通技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那么，大猩猩是否具备与人交谈和撒谎的能力呢？针对这个话题，研究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持肯定观点者声称，很显然，迈克尔和可可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他们在“是谁撕坏了夹克”“是她干的”这些场景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欺骗之举是有预谋的。持怀疑观点者则反驳说，大猩猩的举动可能只是一些随机的行为，驯兽师在解读这些行为时显然是操之过急了。至于撒谎之举，可能也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因为此前大猩猩很可能因做出这些举动而摆脱了麻烦。大猩猩的这些行为其实跟偷吃干草的大象没什么区别，要想真正了解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秘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要弄清楚大象和大猩猩是否具备撒谎的能力绝非易事，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就将研究目标转到了另外一个更合适的群体身上，也就是孩子。

在探究孩子撒谎行为的实验中，最著名的就是要求小孩子不要偷看他们喜欢的玩具。在这些研究中，一个小孩子会被领进实验室，研究人员要求他面朝墙壁站好，然后说会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放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把玩具放好后，研究人员会对孩子说他必须离开实验室一会儿，并要求孩子不要回头偷看摆好的玩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隐藏的摄像机会拍下孩子的一切举动。随后，研究人员回到实验室，然后问孩子是否偷看了。结果表明，在已满三周岁的孩子中，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对研究人员撒谎。如果把年龄段提高到五岁，那么所有的孩子都会偷看，而且全部都会撒谎。实验结果清楚无误地表明，从我们学会说话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学会撒谎了。还有一点看起来更令人惊奇，当孩子的父母看到孩子否认偷看玩具的录像时，他们竟然无法分辨自己的孩子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永远不跟孩子或动物共事，所以在研究欺骗心理时，我关注的焦点是成人。

谎言

谎言曾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紧急时刻，张伯伦和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会面，商讨“和平”解决德国和捷克之间的紧张局势。张伯伦万万没有想到，希特勒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希特勒暗地里积极准备侵占捷克，因此迫切地希望能够阻止捷克集结强大的抵抗力量。这位元首信誓旦旦地向张伯伦保证，他绝对没有袭击捷克的想法，英国首相相信了他的话。会面结束几天后，张伯伦给他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是这样描述希特勒的：“当他做出承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张伯伦确信希特勒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力劝捷克不要动员军队，否则可能会被德国视作具有攻击性的举动。张伯伦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德国就向捷克发动了闪电战，并很快击垮了准备不足的捷克军队，并由此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张伯伦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中能够识破希特勒的谎言，当今的世界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世界领导人当然不是唯一的说谎者和受骗者。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谎言的影响。几年前，我跟《每日电讯报》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有关谎言的调查。在所有的反馈中，只有8%的人号称从来没有撒过谎，虽然调查采用了匿名方式，但我依然怀疑这8%的人中大部分都没有说实话。还有一项调查是让人们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详细记录每天的谈话内容，而且不能遗漏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谎言。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在一天的时间里会说两次大的谎，1/?3的谈话都会含有某种形式的欺骗，80%的谎言没有被揭穿，超过80%的人会为了获得一份工作而撒谎（大部分人说他们觉得雇主并不希望求职者坦言自己的背景和经历），此外，超过60%的人至少有一次对他们的伴侣不忠。

你是不是一个撒谎高手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善于撒谎，不过，事实上人们在蒙蔽他人的技能上存在着天壤之别。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你就能大概知道自己的撒谎能力如何了。事实上，你已经做过这个测试了。

在本书最开始的部分，我已经让大家在额头上画了一个Q（怪诞心理学的英文首字母）。如果当时你没有做，那么请现在就做一下。抬起你平常用来写字的那只手，然后用食指在前额上画一个大写字母Q。有些人画的Q只有自己能够看到，也就是说，Q的小尾巴是朝向右手侧的。另外一些人画的Q则只有他们对面的人才能够看到，也就是说，Q的小尾巴朝向左手侧。这个小测验能够大体衡量一个人的“自我监控”能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让他们对面的人看到自己画的是一个Q。而自我监控能力弱的人则会关注于让自己看到画的是一个Q。那么，这种自我监控能力跟撒谎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比较注重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能够很快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所处的环境，并且很善于操控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撒谎高手。相反，自我监控能力弱的人即便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看起来也还是“同一个人”。他们的行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价值观所左右的，他们并不太在意自己的行为会给周围的人造成什么影响。因此，这种人在生活中不太会撒谎，也不太可能欺骗他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对很多人做过这个测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有那么一小群人，一听到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的，就马上说服自己改变内心深处的想法，直接把Q的小尾巴撇到相反的方向。这些人可以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证据视而不见，而是扭曲事实，强迫自己变成他们想要成为的人。因此说，这个小测验也大概能够衡量出你是否善于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

研究欺骗心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未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善于和不善于说谎者的类型上。相反，这些研究更为关注检测谎言的艺术和科学。那么，人们真的能够检测谎言吗？有哪些征兆会让谎言泄密呢？有没有可能教会人们成为更高明的测谎者？

1994年，刚到赫德福德大学任职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份群发给英国各地学者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即将举办全国性的科技庆祝活动，该活动的持续时间长达一周，所以能够为学者们提供需要公众参与的大规模实验所需的各种资源。被选中的实验项目将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王牌科技类节目《明日世界》上直播，观众人数将会是百万级的。邮件的结尾说欢迎学者们贡献自己的好点子。我觉得借此机会测试全国的测谎技巧肯定非常有趣，所以建议请几位政客到电视节目中说谎或说真话，并让公众判断到底哪些是谎言。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可能科学地判断出哪个政党内有天才的说谎家。几周后，我高兴地得知我的提议竟然被选中了，于是开始细化和完善研究方案。

打了一大通电话后，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政客愿意参与这个实验，因为他们都是可怕的说谎家（他们的话根本就没人相信）。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最佳的替代人选，最后决定向政治类电视访谈节目的主持人罗宾·代伊爵士发出了邀请。罗宾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地位就像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地位一样。在对那些政客进行访问时，他提问的风格完全可以用咄咄逼人来形容。他也因此成为英国电视节目中最受观众信赖的人之一，并为自己赢得了“大审判官”的美誉。罗宾爵士欣然接受了邀请，这无疑让我们非常高兴。

实验的设计很简单。我会对罗宾爵士进行两次访谈，每一次都会请他描述一下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在其中的一次访谈中，他说的每一句话代表的都是他最真实的想法。而在另外一次访谈中，他的描述将会谎话连篇。随后我们会在电视上播出这两次访谈，看看公众能不能分辨出罗宾爵士在哪次访谈中撒谎了。

为了做好这个项目，英国广播公司派出了天才的年轻导演西蒙·辛格。西蒙后来写过几本畅销的科学图书，其中包括《费玛最后定律》和《密码书》。我们两个人后来合作过很多不同的项目，但第一次谋面是在伦敦一家大饭店的大堂里，目的就是探讨如何拍好罗宾爵士的“真话”和“谎言”访谈。摄像机刚架好不久，门就被推开了，罗宾爵士走了进来。要认出他来一点儿都不难，只要看看那标志性的粗框眼镜和彩色领结就可以了。在摄像机前坐好后，他看起来竟然略显紧张，以前可能都是他向别人提出问题，这次却轮到他来回答提问了。我们开始了第一个访谈，我请他描述一下自己最喜欢的电影。他回答说自己最喜欢看克拉克·盖博主演的《乱世佳人》。

理查德·怀斯曼：那么，罗宾爵士，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罗宾爵士：《乱世佳人》。

理查德·怀斯曼：为什么呢？

罗宾爵士：哦，这部电影很经典。演员都很了不起。一流的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一流的女主角——费雯丽。很感人。

理查德·怀斯曼：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呢？

罗宾爵士：哦，盖博。

理查德·怀斯曼：这个电影你已经看过几遍了？

罗宾爵士：嗯……（停顿）我想得有6遍了吧。

理查德·怀斯曼：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

罗宾爵士：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想应该是1939年。

等他回答完后，我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一次，他说自己是玛丽莲·梦露的铁杆影迷，最喜欢她主演的《热情似火》。

理查德·怀斯曼：那么，罗宾爵士，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罗宾爵士：嗯……（停顿）哦，《热情似火》。

理查德·怀斯曼：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呢？

罗宾爵士：哈，因为我每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觉得它非常搞笑。电影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每看一次，我对这些东西的好感都会增加几分。

理查德·怀斯曼：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呢？

罗宾爵士：哦，我想是托尼·柯蒂斯，他简直太帅了……（短暂的停顿）而且他很聪明。他模仿加里·格兰特真的很像，他试图抵挡玛丽莲·梦露的诱惑，他采取的抵挡方式太有趣了。

理查德·怀斯曼：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

罗宾爵士：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那么，你们觉得罗宾爵士在哪一次访谈中说谎了？

几周后，实验在《明日世界》的直播中全面展开。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播放了两次访谈的画面，然后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判断哪一次访谈中包含谎言，观众可以通过拨打电视台提供的两个电话号码进行投票。此类的尝试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西蒙和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观众打电话参与这样的科学实验。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仅仅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三万多人参与了电话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后，我们立即着手分析实验结果。52%的观众认为罗宾爵士并不喜欢《乱世佳人》，另外48%的观众则认为他在回答有关《热情似火》的问题时撒谎了。随后，我们为观众播放了一小段视频。我在剪辑中问罗宾爵士他是否真的很喜欢《乱世佳人》。他的回答可谓言简意赅，直指要害：“天哪！我当然不喜欢！那是我看过的最无聊的电影。每次看我都会睡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公布了调查的结果，并做了必要的解释：在揭穿谎言的时候，公众所掌握的技巧其实比随意猜测好不了多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罗宾爵士是一个技巧高超的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更容易察觉谎言。为了验证这一点，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要找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针对广泛的主题说谎和说真话。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在过去的大约30年时间里，有一小部分高度专注于此的心理学家一直都在这么做。他们找人参观艺术展，并谎称自己喜欢某些绘画作品；找人窃取别人的钱包，并拒绝承认有偷窃行为；找人推销他们其实并不喜欢的产品；找人看描述截肢的电影，同时尝试让别人相信他们正在看令人心旷神怡的沙滩景致。他们研究了各种人群的撒谎行为，其中包括推销员、购物者、学生、吸食毒品的瘾君子以及罪犯。我在该领域的实验是让人们看录像带，录像带中的主角为谋杀案的凶手并上诉无罪，后来才坦承犯下罪行。

实验的结果非常一致：如果想要察觉谎言，或许掷硬币决定还比较简单。无论男女老幼，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察觉谎言。调查结果还显示，我们甚至无法分辨自己的另一半是否在说谎。在一系列探究爱情欺骗的实验中，我们让一位已结婚多年的人看一连串的幻灯片，幻灯片上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异性，然后要求他／她尝试让自己的另一半相信他／她觉得那位迷人的异性其实没有什么吸引力。结果发现，很多相处良久的伴侣也很难发现自己的另一半正在撒谎。有些研究人员相信，很多结婚多年的夫妇之所以能够长期厮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彼此无法识破对方的谎言。

普通大众并不需要为自己无法察觉谎言而忧心忡忡。毕竟，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差不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做过一项研究，他让不同的专家组观看说谎者和说实话者的录像带，并请他们确定谁是说谎者。这些专家包括测谎仪操控人员、抢劫案的调查人员、法官和精神科医师。虽然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任何一组人员的表现比胡乱猜测的结果更准确。

那么，人们为什么无法准确地察觉谎言呢？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教授所从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邦德调查过与说谎有关的各种行为。和其他心理学研究不同，他并没有去找几百名美国大学生在设定好的表格上做选择题。相反，他对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人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描述如何分辨别人是否在说谎。人们的回答竟然惊人的一致。从阿尔及利亚到阿根廷，从德国到加纳，从巴基斯坦到巴拉圭，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说谎者倾向于避免目光接触，会紧张地挥手，而且在座位上会坐立不安。

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小问题。研究人员曾经花费过数小时，仔细对比说谎者和说真话者的录像带。这项工作需要经过特别训练的观察人员，他们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已经数字化的视频。每次放映的时候，观察者都会仔细寻找特殊的行为，比如微笑、眨眼或手势。每次看到想要寻找的行为后，他们都会按下一个按钮，而电脑会因此记下他们的反应。通常来说，一分钟的视频需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进行分析，得出的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对比与谎言和实话相关的行为，并因此找出哪怕是最细微的差距。调查的结果一目了然，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一样，他们也会正视着你，并不会紧张地挥手，而且也不会在座位上坐立不安（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要比说真话者更为沉静）。人们之所以无法察觉谎言，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对各种行为的看法当作了评判的基础，但这些行为其实与欺骗无关。

那么，到底有哪些迹象能够揭示谎言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说谎者和说真话者在行为方面的可靠差异。结果看起来在于我们的遣词造句和表达方式。在说谎的时候，你给出的信息越多，就越有可能自找麻烦。所以说谎者的话一般没有说真话者那么多，而且提供的细节也相对较少。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一下罗宾爵士的访谈记录。在谈论《乱世佳人》的时候，他用到的英语单词大约是40个，而在谈论《热情似火》时使用的词汇量几乎是前者的两倍。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两次访谈中提到的细节。在每一次访谈中，他对电影的描述可谓是泛泛之谈。他只提到电影很经典、演员都很了不起。但在说真话的时候，他提到的细微之处则明显多于前者，他描述了托尼·柯蒂斯试图抵挡玛丽莲·梦露诱惑的场景。

在谎言的遣词造句方面，上面提到的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说谎者通常会从心理上与谎言保持距离，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很少提到自己或个人感受。罗宾爵士的例子再次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当他说谎的时候，他只有两次使用了表示“我”的英文单词“I”，但在说真话的时候却用了七次。在整个有关《乱世佳人》的访谈中，罗宾爵士只有一次提到了自己的感受（“很感人”），但在谈论《热情似火》的时候却多次阐述了自己的感觉（“每看一次，我对这些东西的好感都会增加几分”“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柯蒂斯，他简直太帅了……而且他很聪明”）。

此外还有遗忘的问题。如果有人向你提了一连串的问题，问你上周都做了什么。你很可能已经不记得很多琐碎的细节了，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肯定会坦言自己已经忘记了，但说谎者却不会这么做。当说到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信息时，他们似乎都具备了超强的记忆力，而且通常都会“想起”哪怕是最细枝末节之处。相反，说真话者知道他们自己忘记了某些细节，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罗宾爵士的访谈就是一个明证。在两次访谈中，他只有一次承认自己不记得某个细节了，也就是在有关《热情似火》的真实访谈中，他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研究人员还不确定为什么肢体语言常会造成误导，而说谎时的遣词造句却能够让谎言泄密。有一种理论认为，目光接触和手势都是比较容易控制的，所以说谎者能够利用这些信号传达他们想要留给人们的任何印象。相反，要控制我们的遣词造句和说话方式则要困难得多，因此，在分辨真话和谎言的时候，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就成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无论是什么理论，都离不开一个简单的事实：能够辨别谎言的真实线索就是人们的遣词造句。那么，通过聆听谎言或者仅仅阅读说话的文字记录，人们是不是就能够更好地察觉谎言呢？我得承认其实自己也撒了一个小谎。我并没有把罗宾爵士实验的所有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和所有善于欺骗他人的人一样，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说谎，只是刻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莱斯利·尼尔森、番茄酱和酸奶油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进行的实验只是大型研究的一部分。就在同一天，我们也把两段访谈的录音拿到了全国性的电台播放，科学编辑罗杰·海菲尔德还安排在《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访谈的文稿。他们都请听众和读者来辨别哪一个是谎言，并通过拨打两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进行投票。结果有成千上万人积极参与。虽然电视观众察觉谎言的能力跟信口瞎猜没太大区别，但报纸读者猜对的概率却达到了64%，电台听众中更是有73%的人猜对了。由此看来，在监测谎言时，聆听是一种比观看更有效的方式。

罗宾爵士的实验当然并不是该领域的唯一研究，还有很多更为古怪的研究也证明了人们可通过聆听来提高分辨谎言的技能。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格里恩·利特佩奇和托尼·皮诺尔特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美国最为著名和播放时间最长的电视游戏节目。《实话实说》每次都有三名参赛者，他们都会宣称自己是同一个人。由四位名人组成的嘉宾评审团会对这三个人进行轮番拷问，并尽可能分辨出到底谁在说真话。待嘉宾做出选择后，主持人就会让说真话的人站出来揭开真相。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后来还成为电影《逍遥法外》的序幕。皮诺尔特和利特佩奇特意录下了几期节目。其中一期有三名女子都号称自己是研究中世纪问题的专家，在另一期中，有三名男子都说自己曾收到来自中国的邀请，让他们帮忙去发掘史前北京人遗址。研究人员把这些剪辑拿给不同组别的人去看。其中一组人看到的是正常拍摄的影片，既有声音也有画面；第二组人只能听节目的录音；第三组人则只看画面。实验结果证明了说谎用语的重要性。只看画面的人很难分辨出谁在撒谎，但只听录音的人却很善于分辨出谁会站出来揭示真相。

现在，是时候测试你监测谎言的新技巧了。几年前，加拿大探索频道的科学节目《每日星球》让我帮助进行另一次全国性的谎言监测实验。他们邀请到了好莱坞著名影星和喜剧演员莱斯利·尼尔森作为实验对象，尼尔森可是我儿时最崇拜的偶像之一，他曾出演过 《空前绝后满天飞》 《白头神探》和《笑弹龙虎榜》等电影。节目主持人杰伊·英格拉姆会对尼尔森进行两次访问。每一次都问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就跟罗宾爵士的实验一样，尼尔森在其中一次访问中说的全都是实话，而在另外一次访问中说的却是一连串的谎言。这一次，你能够分辨出哪一个是谎言了吗？

第一次访问

杰伊·英格拉姆：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莱斯利·尼尔森：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可以从任何食物中挑选吧？嗯……天哪，我得说这的确是个艰难的抉择。其实这要看情况而定。我猜……我最喜欢的食物应该是番茄酱。

杰伊·英格拉姆：番茄酱！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番茄酱？

莱斯利·尼尔森：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是那种可以把番茄酱涂到任何东西上的人，我根本不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对，就是番茄酱。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想这个习惯就已经养成了。你知道，如果你想找点儿东西吃——你就会说：“嘿，妈妈，请给我一片蘸果酱的面包。”我记得当时我妈妈说：“我们没有果酱，莱斯利，我们一点儿果酱都没有。”我说：“但是，但是，但是。”于是妈妈就会说：“我给你点儿别的吧。”随后她就会给我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还在上面涂了番茄酱。事实上她涂了很多番茄酱，我很快就迷上了。我知道，当我在家的时候……如果我心情不错，我就会自己去弄一点儿来吃。不管怎么样，如果我饿了，我就会直奔冰箱而去，拿出一片面包，抹上黄油，最后再涂上厚厚的一层番茄酱。那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棒。

第二次访问

杰伊·英格拉姆：那么，莱斯利·尼尔森，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莱斯利·尼尔森：它现在正在变成我最喜欢的食物……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我就选第一个想到的食物吧。嗯……你知道酸奶油吧。比如说，把一些酸奶油放在牛油果沙拉酱上……我想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墨西哥风味的美食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会吃拌有沙拉酱的番茄三明治。后来，我觉得沙拉酱看起来很像是酸奶油，那可是世界上我最不想碰的东西。

嗯，所以我真的一直都没有碰酸奶油，可是现在……那种味道真的很不寻常，而且你还可以选脂肪含量比较低的那种，我对这个比较在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口味，但我很快就迷上这种口味了，酸奶油的味道。

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莱斯利其实并不喜欢酸奶油，他最喜欢的食物应该是番茄酱。访问的文稿中含有非常典型的遣词造句，这些语言都带有谎言和实话的烙印。谎言的篇幅要比实话短得多——莱斯利在谈论番茄酱的时候用了大约220个英文单词，但在描述他对酸奶油的喜爱之情时只用了150个左右。文稿中也含有谎言特有的“心理距离”证据。当莱斯利说真话的时候，他使用了17个表示“我”的单词“I”，而在说谎的时候仅仅用了9个。此外，在真实的陈述中，莱斯利对儿时与番茄酱有关的经历描述得非常详细，而且多次提到了自己的感受（“我很快就迷上了”“如果我心情不错”以及“那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棒”）。相反，莱斯利在说谎的时候都是在泛泛而谈（比如如果使用酸奶油、酸奶油的味道很不寻常、酸奶油脂肪含量较低等），而且只有一次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自己的感受，就是在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但我很快就迷上这种口味了”）。

一旦知道了能够泄露谎言的迹象，辨别谎言就变得容易多了。这跟说谎者是否直视你的眼睛、是否有很多手势、是否坐立不安都没有什么关系。更为可靠的说谎迹象是人们说话的语气和他们不经意间的遣词造句。说谎者的描述通常缺少细节；说话时停顿和犹豫不决的情况比较多；为了与谎言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会尽量避免使用指向自己的词语，比如“我”；此外，他们也不会谈及自己的感受。对于说真话者可能忘记的琐碎细节他们却记得一清二楚。只要学会了聆听这些神秘的信号，你就能够揭开说谎者的面纱。突然之间，你就知道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此时你会发现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已变得迥然不同了。说真的，你得相信我所说的这一点。

蒙娜丽莎、刚砍下的脑袋和圣母学院修女会

那么，罗宾爵士和莱斯利·尼尔森的实验是不是就意味着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无法看出欺骗的迹象呢？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的确有办法借助眼睛而不是耳朵识别欺骗的伎俩，只不过你必须知道自己要看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考量一个最常见也是最经常被伪装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人类的微笑。

我们每个人都会微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你微笑的时候到底是因为自己很高兴呢，还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很高兴？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研究人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微笑几乎完全是由内心深处的幸福感所驱动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微笑是一种社交信号，目的是为了让你周围的人知道你的感受。为了平息这场争辩，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克劳特教授和罗伯特·乔斯顿教授决定对比一下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微笑次数，一种是独乐乐，一种是众乐乐。几经思考，他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进行此项研究——保龄球馆。他们认识到，在打保龄球的人把球抛向球道并打出高分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独乐乐。当转过身面对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同样也非常高兴，只不过此时变成了众乐乐。

在几次研究中，克劳特和他的同事们偷偷观察了2000多名打保龄球的人。每一次，研究人员都会仔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打保龄球的人的面部表情、他们打出的分数以及他们面对的是球道还是自己的朋友。在研究中，研究人员会悄悄地对着录音机说出相关的信息（为了不引起怀疑，所有的信息都用代码表示），以确保能够精确记录测量的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显示，在背对着同伴的时候，如果打出了高分，只有4%的人会露出微笑。然而，一旦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朋友时，42%的人脸上都会出现灿烂的笑容。因此，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我们微笑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高兴，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很高兴。

和所有的社交信号一样，微笑也是可以伪装的。为了给人留下快乐的印象，人们通常会微笑，但其内心深处可能并不快乐。那么真正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是一样的吗？或者是否有一些面部信号可以对两者加以区分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研究人员100多年。最近，我在艺术画廊里进行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实验，这个问题也是实验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上一章里，我提到了新西兰科学节曾好心地允许我进行第二次“天生幸运儿”实验。在出发之前，我又给主办者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在科学节上进行第二个实验，旨在揭开虚假微笑的神秘面纱。这个想法很容易实现。我想让人们看几组照片。每一组照片都是同一个人的两张笑脸。其中有一张是真心的笑容，另一张则是伪装的。公众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真心笑容。通过仔细对比同一组的两张照片，就能够知道伪装的笑容是否含有一些足以泄密的信号。通过分析实验的结果，就知道人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信号。经过讨论，我们想到一个点子，那就是把实验场所设在一家画廊里。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欣然同意主办这次展览，确保我们非同寻常的艺术科学展能够与特纳、庚斯博罗以及莫奈等大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为了顺利推进微笑实验，我必须想办法让同一个人露出真心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通过不同的技巧激发出这两种面部表情。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兰蒂斯想要拍摄人的一系列面部表情，于是他让志愿者欣赏爵士乐、读《圣经》和翻阅色情图片。（兰蒂斯说：“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实验者必须特别小心，自己不能笑，也不能表现出很拘谨的样子。”）为了激发更极端的反应，兰蒂斯还设计了另外两种场景。一种是让志愿者把手伸进放在三只活青蛙的水桶里。志愿者出现反应后，实验者敦促他们继续在水中摸索，接着往水里导入高压电，对志愿者进行强烈的电击。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兰蒂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实验是递给参与者一只活生生的小白鼠和一把屠刀，然后要求他们把小白鼠的脑袋给砍下来。这也是在道德上最受争议的一个实验。大约有70%的人在实验者的一再敦促下最终结束了小白鼠的生命，剩下的则是由实验者代劳砍下了小白鼠的脑袋。兰蒂斯指出，52%的人在砍下小白鼠脑袋的时候笑了，而74%的人在受到电击时笑了。大部分的志愿者都是成人，但其中也包括一个13岁的男孩。这个小孩是大学医院的患者，情绪不太稳定，而且还患有高血压。（“孩子，今天在医院过得怎么样？”）

在微笑研究中，我要求每一名志愿者带一只狮子狗来，还有一把大刀，开个玩笑。事实上，我们所选择的两项任务都不具有争议性。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带一名朋友过来。每当朋友引他们发笑时，我们就拍下一张照片，记录下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随后我们会让他们设想遇到了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某个人，但出于礼貌还强挤出一个笑容。其中的两张照片如下。这一组照片和另外九组照片构成了展览的基础。

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画廊研究微笑科学的学者。2003年，哈佛神经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曾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揭开艺术史上最著名的微笑之谜。16世纪时，达·芬奇创作了名画《蒙娜丽莎》。数百年来，艺术史学家一直对这幅画深感不解。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围绕她谜一样的面部表情展开的，有些学者认为这幅画毫无疑问表现的是一张微笑的脸庞，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最为悲伤的表情之一。1852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从巴黎一家宾馆的四层窗口纵身跃下，并留下了一封遗书：“多年来，她的微笑把我折磨得几近绝望。现在，我宁愿选择结束生命。”相对而言，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这个谜题的时候采用了相对保守的方法。

多年来，人们留意到，如果你看着蒙娜丽莎的眼睛，她的微笑就会非常明显，如果你直视她的嘴唇，那神秘的微笑就消失了。这显然是这幅名画之所以变得如此神奇的关键所在。只是人们并不知道达·芬奇是如何制造出这种奇怪效果的。利文斯通教授发现，这种错觉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当人们直视某件事物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中心被称为“中央窝”的地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明亮的物体，比如在阳光直射下的物体。相反，当人们从眼角看物体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的周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昏暗的物体。利文斯通发现，达·芬奇的名画正是利用视网膜的两个不同部位看物体的不同方式愚弄了人们的双眼。分析显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了蒙娜丽莎颧骨的阴影，使得她的嘴唇看起来比脸的其他部位都更暗淡一些。当人们看她的眼睛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周边视野，所以她的微笑看起来非常明显。当人们直视她的嘴唇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中央窝视野，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这幅画较暗的区域，这就使得她的微笑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

利文斯通并不是第一位对人类微笑的神秘感兴趣的科学家。200年前，一小群来自欧洲的科学家针对同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奇怪的研究。

在19世纪初期，研究人员特想知道电力如何被用于深入研究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状况。有些研究非常可怕，常常是在公开场合电击刚去世不久的人的尸体。该领域最知名的学者或许应该是意大利科学家乔凡尼·阿蒂尼。阿蒂尼最擅长的技巧就是让杀人犯起死回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案例是众所周知的，阿蒂尼曾专程前往伦敦让一个名叫乔治·福斯特的杀人犯起死回生。福斯特的罪状是把自己的妻儿在运河里给溺死了，他因此被判在1803年1月18日执行绞刑。死后不久，福斯特的尸体就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在最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们的亲眼目睹下，阿蒂尼开始向福斯特的尸体上导入各种不同的电压。法院对此做的记录如下（刚巧出现在了克鲁克先生编辑的论文集中，而克鲁克先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欺骗”）：

第一次电击的是脸部，已故罪犯的下巴开始颤抖，周边的肌肉则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事实上有一只眼睛竟然睁开了。在随后的电击过程中，他的右手举了起来并开始握拳，双腿和大腿也开始活动。对于一无所知的旁观者来说，看起来这个可怜的家伙马上就要起死回生了。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法院记录排除了复活的可能性，依据就是对福斯特执行绞刑时，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让他尽快有个了断，他的几个朋友曾在绞刑台下用力拉扯他的双腿。记录还指出，即使阿蒂尼真的让福斯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也得再次被押上绞刑台。依据法律规定，此类罪犯必须被“施以绞刑直至完全死去”。记录还提到了当时的一位旁观者帕斯先生，他是塞吉恩公司的一个执事，在观看实验时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回家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也使得福斯特成为在死后又害死一个人的少数罪犯之一。

阿蒂尼并不是唯一通过实验研究电击对人体肌肉有何影响的科学家。几年后，一群苏格兰科学家对另一名杀人犯尸体进行了类似的电击实验，把那个人的脸扭曲成“可怕的表情”，还让他的手指动了起来，好像“尸体在指向不同的旁观者”一样。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同样对很多旁观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其中一个人当场昏倒，还有几个人因感到非常恶心而离开了现场。

这项研究为现代医学工作中的电击疗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流行文化做出了两大贡献。电击看起来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概念为玛丽·雪莱带来了灵感，她因而创作了《科学怪人》。此外，英文中的“笑场”（corpsing）一词也源自于死人脸上呈现的诡异笑容，这个词表示演员在试图做出严肃状时突然发笑的情况。

阿蒂尼的工作也给法国科学家纪尧姆·杜胥内·德·波洛涅带去了灵感，后者开发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系统，研究不同的面部表情到底会牵涉到哪些肌肉。杜胥内并没有拿刚刚受刑的杀人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采用了一种相对来说更为文明的做法，那就是拍摄活人脸部直接受到电击时的表情。经过苦苦寻觅，杜胥内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让自己的脸部经受持续而痛苦电击的人。在1862年出版的《人类脸部表情机制》一书中，杜胥内对这位实验对象的描述可谈不上有何赞美之词：

我所挑选的主要实验对象……是一位无牙的老者，他的脸部非常清瘦，五官虽然不能说很丑，但几乎没有任何特色。他的脸部表情与那无害的性格和有限的智慧搭配得可谓是完美之至。

此外，这个人还有另一个很棒的特质——他的脸部几乎处于完全麻痹的状态。这意味着杜胥内可以“……像面对一具依然能够做出反应的尸体一样，对他的每一块肌肉进行异常精准的刺激”（如图所示）。

拍摄了数百张照片之后，杜胥内发现了虚假微笑的秘密。当面颊受到电击时，嘴巴两侧的大块肌肉（颧大肌）会拉动嘴角上扬，从而形成笑容。随后杜胥内给面部消瘦的实验对象讲了一个笑话，他也露出了一个笑容。杜胥内将这两种笑容进行了仔细对比后发现：真心的笑容并不仅仅涉及颧大肌的活动，同时还会关乎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当露出真心的微笑时，这些肌肉会绷紧，把脸颊往上拉，同时把眉毛往下拉，从而在眼角周围产生微小的细纹。杜胥内发现眼部肌肉的收缩是无法随心所欲加以控制的，“只有内心的甜蜜感才能够让它们动起来”。

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杜胥内的工作，我们在21世纪所拍摄的真笑和假笑照片也呈现出了同样的效果。请再看一眼67页上的两幅照片。右边的照片呈现的是虚假的笑容，颧大肌把嘴角往上拉起。研究人员最近把这种微笑命名为“泛美式”微笑，名称源自于现已不存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虚假笑容。左侧的图片呈现的则是真心的笑容，同时牵动了颧大肌和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脸颊的上扬在鼻子两侧以及眼睛下方和旁边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线条。此外，眉头和眉头下方的皮肤已向眼睛所在的方向移动，从而让两者之间的间距变得更为狭窄，并在眼睛的正上方挤出了一个“小袋”。在下侧放大的照片中，更容易看到这些细微的改变。

在科学节期间，成百上千人参观了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并好心地参与了实验。我们给每位参与者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让他们仔细观看每一组照片，然后指出哪一个是真心的笑容。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无法分辨微笑的真假，即便是那些自认为对他人的情绪特别敏感的人，答对的概率也跟随意猜测差不了多少。然而，如果他们知道该看什么，答案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只要看看照片中那人鼻子的两旁就可以了）。

参与研究的人们并没有高超的技术去发现真心的笑容。然而，利用杜胥内开发的系统对两者加以区分的能力却让心理学家得以深入探讨情绪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最近，研究人员甚至开始关注人类幼年行为中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他们想要知道这些细节是否有助于预测人们的长期成功和幸福。

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黛伯拉·丹纳针对200名修女做了一项研究，从而充分阐释了这一概念。在加入美国圣母学院修女会之前，每位修女都必须写一篇自传。20世纪90年代初期，丹纳对180篇自传进行了分析，这些自传都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会的修女之手。丹纳计算了她们用于描述积极情绪的词汇出现的频率，比如“高兴”“爱”和“满足”等。统计结果令人惊讶，那些形容自己经历过很多积极情绪的修女竟然比别人多活了10年之久。

类似的研究工作也显示，从青年时代展露的杜胥内微笑就可以洞悉一个人的人生。20世纪50年代晚期，大约150名米尔斯女子大学的大四学生同意让科学家长期研究她们的生活。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些女性持续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她们的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职业和幸福等。几年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达彻·肯特纳和丽安·哈克查看了这些女性在20多岁时为大学毕业纪念册拍摄的照片。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面带笑容。然而，仔细观察后，研究人员发现有一半的人露出的是虚假的泛美式微笑，另一半流露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杜胥内微笑。随后他们开始查看这些女性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提供的各种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胥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更有可能维系婚姻，在整个一生中生活得也更为幸福、安康。

一个多世纪前，眼睛周边的细纹首次引起了杜胥内的注意，但这些细纹竟然可以预测一个人的终生成就和幸福。有趣的是，杜胥内比其他科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职业生涯结束之际，杜胥内总结了自己对于这一发现的感想：

你不能太把微笑当回事，那笑可能是假笑。这种表情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礼节性的微笑，也可以是对背叛的一种掩饰。当我们内心感到悲伤时，嘴角就会浮现出这种笑容。

“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说到日常的欺骗，谎言和虚假的微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开始正视记忆的可塑性。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实验。他们让参与者观看车祸的幻灯片。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辆达特桑轿车沿着公路行驶，然后在路口转弯时撞上了一名行人。观看完毕后，研究人员开始偷偷地向参与者灌输虚假的信息误导他们。事实上，幻灯片中的路口有一个“停车”标志，然而，研究人员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误导参与者以让他们觉得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标志。所以他们向参与者提问，请他们说出驶过“让车”标志的汽车是什么颜色的。随后，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观看两个不同的幻灯片，其中一个路口有“停车”标志，另一个有“让车”标志，他们需要指出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张幻灯片。大部分人都会很肯定地说他们看到的是带有“让车”标志的幻灯片。这项研究后来激发出了大量类似的实验。研究人员成功地说服了参与实验的人，使他们将锤子记成了螺丝起子，将《服饰与美容》杂志记成了《小姐》杂志，将刮了胡子的男人记成了留胡子的男人，将米老鼠记成了米妮。

后来的研究显示，同样的概念还可以用来欺骗人们想起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金伯利·韦德和她的同事们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充分显示了这种效果的强大力量。韦德请20个人说服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员参与实验，实验的幌子是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记得儿时发生过的事情。研究人员要求招募者暗中提供一张参与者儿时的照片。随后研究人员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捏造出参与者儿时搭乘热气球在空中遨游的假照片。最后，研究人员请招募者再提供三张参与者的真实照片，这三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参与者曾经历过的一些童年趣事，比如生日聚会、海滩玩耍或者参观动物园等。

在为期两周的时间内，参与者会接受三次访问。每次访问的时候，研究人员都会给他们展示那三张真实的照片和那张动过手脚的照片，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照片所记录的每一次经历。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对真实发生过的童年趣事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也记得未曾发生过的热气球旅行，有些人甚至还能清楚地描述搭乘热气球的细节。随后，研究人员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回去后再好好回想一下。到了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想起了虚构的热气球旅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描述这次旅行的细节了。有一名参与者在第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搭乘过热气球，但在第三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却对这次并不存在的旅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我很确定那是发生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花上10美元左右就能搭乘一次热气球，它能飞到20米左右的空中……那一天应该是周六，而且……我敢肯定当时妈妈正站在地面上给我们拍照。

韦德实验只是众多实验中的一个，这些实验显示：通过操控人的记忆，就可以让他们回忆起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一组参与者详细描述小时候参观迪士尼乐园并遇到兔八哥的经历（兔八哥并不是迪士尼卡通人物，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里）。还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些潜在参与者的父母，询问他们的子女小时候是否在购物中心走失过。随后，研究人员仔细选出了一组没有此类经历的人，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人详细描述了这一并不存在的可怕经历。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让人们相信曾因发高烧在医院住了一晚，而且耳朵可能也受到了感染；曾在婚礼接待处不小心将一盆果汁泼在了新娘父母的身上；曾因消防洒水系统启动而被迫从杂货店疏散；曾因拉开了手刹而让一辆轿车撞到了另一辆车上。研究工作显示，人类记忆的可塑性要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更为惊人。一旦某位权威人士指出我们有过某种经历，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难否认，随后就会用设想填补记忆中的空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实和虚构情节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难以区分了，于是我们开始相信谎言。这种效果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权威的声音也能够愚弄自己。有时候，我们甚至完全有能力把自己骗得团团转。

1983年12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国会荣誉勋章协会上发表演说。他决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他此前已经进过很多遍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B-17轰炸机受到了防空炮火的重创，里根总统讲述的就是这架轰炸机如何克服困难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飞机下方的炮塔已被击中，里面的炮兵已经受伤，炮塔的门也被卡住了，所以无法打开。飞机开始下降，指挥官要求机组人员跳伞。炮兵被困在了炮塔内，他知道自己就要跟着飞机坠毁了。最后一位离开飞机的人后来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指挥官坐在炮塔的旁边，对着被吓坏的炮兵说：“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里根解释说正是这项英勇的壮举让指挥官在死后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在结束这段感人肺腑的演讲时，里根指出，美国把最高的荣誉颁给“为了安抚难逃一死的孩子而甘愿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绝对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不过却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记者们查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发的434个国会荣誉勋章的记录，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或者任何类似的事件。最后，有人指出这个故事和广为人知的战争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中所描述的情节几乎毫无二致。在电影的高潮部分，无线电操作员告诉飞行员飞机已遭受重创，他自己也受伤了，无法动弹。飞行员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高度了，麦克。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一切！”

暗示的欺骗效果并不仅仅会让世界上的领导人把虚构的故事当作事实。职业骗子也会使用同样的技巧，并以此让人们相信他们曾经历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记得不可能的事情

魔术师是诚实的骗子。和大部分的说谎者不同，他们完全承认自己是在欺骗观众。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得设法让观众相信物体会凭空消失、女人能被锯成两半、未来也可以准确地预测。

一百多年来，有一些心理学家已经探索过魔术师用以欺骗观众的秘密。19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若和两位世界闻名的魔术师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目的就是弄清楚人的双手是否真的比眼睛还快。贾斯特若是我最崇拜的学术偶像之一。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做过很多非同寻常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率先探索阈下知觉、分析盲人的梦境以及了解碟仙背后的心理。不幸的是，贾斯特若自己也患有抑郁症。芝加哥一家报纸在报道他的疾病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知名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为了探究魔术心理学，贾斯特若开始与两位知名的魔术师亚历山大·赫尔曼和哈利·凯勒携手合作。赫尔曼和凯勒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位魔术师，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处于针尖儿对麦芒的较劲儿状态。如果其中一位把一头驴子变没了，另一位就会让一头大象消失。如果一位让一名女士在舞台上空飘来飘去，另一位就会让自己的助手在舞台上飘得更高一些。如果一位凭空变出了一副排列成扇形的纸牌，另一位就会把眼睛蒙上后再玩同样的把戏。贾斯特若把这两位魔术大师都请到了位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让他们参加了一系列的测试，并衡量了他们的反应时间、移动速度以及手指动作的精准度。贾斯特若得出的测试结果并没有非同寻常之处。与几年前收集的非魔术师的数据相比，两位魔术大师的数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贾斯特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大部分魔术师已经知道的事情。魔术事实上跟快速移动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魔术师会借助多种心理武器去愚弄他们的观众。在魔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中，暗示扮演着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就像研究人员可以让人们相信他们曾经历过并未真实发生的热气球旅行或者曾在购物中心走失过一样，魔术师也必须能够操控观众对于魔术表演的观感。

这个概念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证明，也就是我最近所做的意志力实验。我给我的学生们播放了一段视频，里面的魔术师显然是在借助意志力让金属的钥匙变弯了（其实是在耍花招），随后他把钥匙放在了桌子上，并往后退了几步，并大声说道：“看啊，简直太神奇了，钥匙弯曲了。”事后，所有的学生都就自己看到的事情接受了采访。超过一半的学生说他们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钥匙依然还在弯曲。他们的确不知道魔术师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意味着“专业骗子”能够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自信地说出一句话，就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就是自己的眼皮底下。

通灵会中的心理

或许我最难忘的研究是探讨“暗示”在通灵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研究大多是和我的朋友安迪·尼曼共同进行的。安迪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演员和魔术师，他还为英国最成功的电视魔术师达伦·布朗发明了很多东西。几年前，我和安迪在一场魔术大会上首次谋面。我们发现彼此都对19世纪的通灵会中用于制造通灵假象的技巧很感兴趣。我们很好奇这种延续了百年的骗术是否还能够愚弄现代的观众，所以决定联手展开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实验。

我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我们邀请几组人来参加重新上演的维多利亚通灵会，并使用包括“暗示”在内的各种技巧来伪造灵魂的各种活动。随后我们会请参与者告诉我们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并借此评估他们是否真的被我们给骗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点。我们找到了位于伦敦心脏地带的拘留所，这是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地下监狱，如今早已废弃不用，但里面依然阴暗而潮湿。这简直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完美之选，好心的房主欣然同意让我们租用这个毫无魅力的场所一周。我们每晚上演两场假的通灵会，每场通灵会都有25人参加。

当人们到场时，我们会请他们填写一份简单的表格，问他们是否相信真的有超自然现象存在。随后我会带领大家穿越迷宫般的地下监狱通道，途中简要介绍维多利亚通灵会的历史。最后，我会带他们穿越狭窄的通风井，进入监狱中央的大房间。安迪在这里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并告诉大家他将扮演今晚的通灵人。房间里只有影影绰绰的烛光，安迪让大家和他一起坐在房间中央的大桌子周围。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安迪会给大家讲述一个虚构的鬼故事，在故事中，一位并不存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歌手玛莉·安布罗斯遭到了谋杀。依据经过安迪精心推敲的故事脚本，玛莉就住在监狱附近，而且监狱里经常可以看到她的鬼魂。随后，安迪会把几件物品传给大家看，并号称这些物品都和玛莉有关，其中包括一个沙铃、一个手铃和一颗藤球。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我几天前从二手商店买来的。所有的物品和大家围坐的大桌子上都涂上了一层亮光漆，让大家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到它们。安迪把东西放在了桌上，让大家都要手牵着手，然后就把蜡烛都吹灭了。房间里顿时变得一片漆黑，但由于涂有亮光漆，所以桌子上的物品还隐约可见。安迪开始慢慢地召唤并不存在的玛莉·安布罗斯的灵魂。

安迪让大家先专心看那颗藤球。几分钟之后，藤球腾空升起了几英尺，并开始在房间里四处移动，最后又轻轻地落回到了桌子上。接下来，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个沙铃上。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沙铃开始慢慢地在桌子上滚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都是20世纪初的通灵人经常使用的简单伎俩。我们很快就发现，很显然这些技巧对于现代的观众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用红外摄像机拍下了很多场通灵会，录像带显示围坐在大桌子周围的人有目瞪口呆的，有大声尖叫的，也有人在死一般的静寂中被吓得瑟瑟发抖。

接下来上演的就是重头戏了，也就是“暗示”的部分。安迪让玛莉移动又大又重的桌子，让大家知道她就在房间里。事实上，那张大桌子纹丝未动，但安迪却暗示大家它已经飘起来了。他说了“做得很好，玛莉”“把桌子再抬高点儿”以及“桌子现在开始移动了”之类的话。接着安迪让玛莉的灵魂重回阴界，打开了灯，并感谢大家光临今晚的通灵会。

两周后，我们给实验对象寄去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参加通灵会